论先秦道家黄老学派教化观的特点和影响

《黄帝四经》的重新问世对于中国古代尤其是从先秦到西汉思想史的研究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意义。它不仅解开了古书中常见的”黄老”之谜 ,而且通过大量深入的对比研究 ,证实了许多长期被斥为伪书的古籍实际是真的 ,并且当属先秦黄老学派作品 ,这使我们看到先秦黄老学派发展的脉络和线索存在于《黄帝四经》、《管子》部分篇章、《尹文子》、《慎子》、《文子》、《曷鸟冠子》等现存的黄老道家作品中 ,由此而发现“道家黄老派在战国中期以后成为当时时代主潮而居于战国至汉初数百年的显学地位”。     

从忠孝之辩看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

本文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通过忠孝之辩,分析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争辩和契合,进而阐释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和佛教的发展。     

论儒家“仁爱”思想对宋代司法的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仁爱思想对宋代司法审判实践有很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尽力减少官府对民众的压迫;二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审判机制保障民众权益;三是尽量减少民众的讼累;四是限制刑讯并减少限制民众人身自由的措施。儒家仁爱思想是中国宋代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于宋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忠孝之辩看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作为外来宗教和文化,佛教进入中国后,必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建构起与印度佛教相异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伦体系。本文将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通过忠孝之辩,分析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争辩和契合,进而阐释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和佛教的发展。     

儒家人性论的社会政治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人性论的内在逻辑结构为视角

人性论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论题,先秦儒家从伦理和教化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讨论。汉代董仲舒一改先秦儒家人性善恶的理路,以天人关系立论,引"情"入"性",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提出了"性未善"、"性待教而善"的人性理论,不仅为王道教化提供了人性依据,而且从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对人性论展开了探讨,他的这一创举,深刻影响了汉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融合和发展。     

《郑氏规范》的家庭教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被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美称并在此后屡受旌表的郑氏家族,因其孝义治家的大家庭模式和传世家训《郑氏规范》,奠定了它在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郑氏规范》中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家规族训,以及极具特色的教化实践,对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巩固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稳定和儒家伦理、文化的世俗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中西生命思想对沈从文生命观的影响

一个人生命观的形成,既有来自其自身人生经历的影响,也与来自思想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沈从文的生命观看起来类似于一种湘西乡下人的"人生哲学",实则具有极其复杂的内涵,显示出来自中西生命思想的综合性影响.沈从文生命观的内在构成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生命观、道家自然哲学生命观及西方现代生命哲学都具有深层的精神联系,并通过其创作表现出来.     

论时间观的流变——从康德到海德格尔

"时间"的概念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描述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角度。康德在继承莱布尼茨的基础上把时间和主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但是受其根深蒂固的认识论立场的影响,他的时间观具有"直观形式"和"能动性"的二重性。经过胡塞尔、柏格森等人的过渡,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论的时间观,深入探讨了存在与时间的关系,从而使时间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将现代西方哲学引向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论时间观的流变——从康德到海德格尔

“时间”的概念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描述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角度.康德在继承莱布尼茨的基础上把时间和主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但是受其根深蒂固的认识论立场的影响,他的时间观具有“直观形式”和“能动性”的二重性.经过胡塞尔、柏格森等人的过渡,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论的时间观,深入探讨了存在与时间的关系,从而使时间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将现代西方哲学引向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论易卜生对曹禺戏剧观的影响

易卜生的戏剧思想及创作风格给中国现代剧作家曹禺以巨大的启迪,直接影响了他的现实主义悲剧的创作.易卜生对曹禺戏剧观的影响突出表现在真实反映现实,聚焦人性的弱点,展示普通人的家庭悲剧,将戏剧作品的背景放置于观众熟悉的环境中,关注妇女地位与婚姻问题以及运用追溯的手法架构剧本等方面.     

从理性批判到物化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的批判深刻影响了卢卡奇对合理化、物化等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理性使人失去个性而得到确定性,并且使个体之间失去了团结与爱的理由。卢卡奇认为,物化使人屈服于异己的必然性,使人成为孤立的原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希望取代神的人即“人神”是维护理性统治或“第一伦理”的人,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卢卡奇笔下现代社会中无力的旁观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团结与爱”或“第二伦理”以及卢卡奇所理解的阶级意识,使个性与联合成为可能。但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卢卡奇对现代性的解决方案带有了伦理的色彩,对合理化、物化没有做出全面的评价。     

“亲民”与教化：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论——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三

教化,是儒家政治设计中将其政治理念推行于社会,应用于社会治理,感应于民众人心的根本途径,也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双层结构模式的必然选择。教化的途径有:修己以安人,即感化之道;富之,教之,即利导之道;以刑辅教,即强制之道;神道设教,即麻醉之道;使之,由之,即愚民之道。教化的目的在于使民"易使",使其不犯上作乱。     

从理性批判、实践批判到文化批判--兼谈马克思实践批判观的当代发展问题

批判是人类主体性认识的起点与发展的动力。哲学批判在经历了从理性批判到实践批判 ,再到文化批判的历程后 ,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批判在批判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文化批判是对以往批判的抽象性的扬弃 ,是实现批判之实践性的途径。     

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中国古代史学观的理性发展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本源自历史本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学的发展,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不能不依据史书所记载的历史,这是从客体到主体,再由主体到客体循环往复的辩证关系。中国史学以其时代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体裁的多样性,为人们从认识史学走向认识历史、认识文明的传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从知性到理性的超越——谈黑格尔对知性的批判及其得失

本文指出 ,黑格尔扬弃了康德关于理性与知性划分的消极性影响 ,通过对理性自身的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的把握及运用 ,揭示出知性的形而上学的根源所在 ,超越了知性的局限 ,而达到了理性矛盾之自我和解 ,确立起崭新的思辨理性 ,消解了知性的形而上学的僵硬和片面。但是 ,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 ,黑格尔对知性的批判遭到了再批判 ,其合法性受到质疑 ,这其中既有对黑格尔思辨理性不实之处的揭露 ,又有因背离理性对立统一性而加重工具理性主义的危险的措施。     

从交往理性到总体——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重建

哈贝马斯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影响,但不满其乌托邦色彩.他认为交往理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有效工具,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他广泛吸取了精神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社会学等思想资源来构筑自己的交往理性总体,试图将总体建构成一个经验的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总体理论最终依然无法企及人类自由的终极价值,它只是一个调整理论.     

从理性批判的哲学思辨走向语言批判的生活世界——论康德到维特根斯坦的西方哲学观变革逻辑

审视近现代西方哲学观的变革,从康德的理性批判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不仅表征着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范式转变,而且凸显了西方哲学从思辨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根本指向。康德理性批判在于划定知识的经验界限,试图为科学的形而上学进行奠基。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在于澄清思想的语言界限,对形而上学幻相进行治疗,但其后期思想却坚决捍卫常识,要求重新回归生活世界的意义。从思辨的观念世界走向日常的生活世界,成为现代西方哲学观演变的历史逻辑。     

论郑回的文教政策对南诏国及其后世的影响

郑回利用王室子弟教师和南诏清平官的政治身份,在南诏广泛推行“三教并立,儒学为先”的文教政策,促进了南诏“乌蛮”王室的“白蛮化”,有利于南诏文化教育的发展;促使南诏重新归附于唐王朝,有利于云南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圈中;对南诏实施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教管理政策,有利于南诏的和谐与发展.     

从实证管理到人文激励——论科研管理观的转变

实证管理是一种以知识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崇尚实证而不是崇尚创新的科研管理模式.它的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观.随着科学观的重大转变,即从以知识为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观的转变,科研管理模式也应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即从实证管理向人文激励的模式转变.新的科研管理观不仅主张将以人为本和崇尚创新当作科研管理最核心的价值理念,而且强调要将其融入科研体制和机制中,变成整个科研领域乃至全社会的意志和精神,从而形成一种最大限度激励人们去创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