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理文化”到“文化治理”——基于S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当前文化与治理间的耦合存在以文化为治理对象的“治理文化”及以文化为治理路径的“文化治理”两种范式,两者在治理主体、治理路径上存在一致性,但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S社区重视社区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协作,并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实现了从对社区文化进行保育到对参与个体、组织集体、社区公共问题进行治理的转变,其治理实践经历了由“治理文化”向“文化治理”的逻辑变迁。通过比较发现,“治理文化”路径重点在于文化,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有益但对于社区其他公共领域的介入存在不足;而“文化治理”路径重点在于治理,更为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中国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理论与实证分析

在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路径依赖理论能较好地解释不同公司、不同国家制度变迁的差异 ,是对长期经济变化做分析性理解的关键。结构驱动的路径依赖与制度驱动的路径依赖在中国公司治理演进中都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此外 ,文化驱动的路径依赖也是中国公司治理路径依赖的重要方面。单纯的制度引进无法解决公司治理中的现实问题。只有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基础、制度体系和文化特征 ,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 ,才能培育出中国的现代企业。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     

论政府职能的转变与腐败的治理

寻求治理腐败的有效对策,最关键的是要去准确认识腐败的根源。微观经济与社会管理活动与社会的长期分离,政府职能的错位,是我国目前腐败现象蔓延的现实根源。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关键,是通过体制与政策创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应由社会完成的微观经济与社会管理活动复归于社会,使腐败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     

当代腐败治理：认知维度、实践渊源与路径创新

但凡有公权力的地方,就可能发生腐败。腐败诱因包含主客两个方面,主观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因素对公权力行使者的诱惑与驱动,客观是权力本身的“资源”属性,以及它的可寻租化。审视历史,中国古代的腐败治理着力于治“内”,以道德教化和自律来干预官员的腐败动机,从而进行积极的预防;而西方的腐败治理着力于治“外”,以分权制衡、外部监督来阻却权力寻租和防止权力滥用。在当代,腐败形态变得愈加复杂,应当整合创新腐败治理路径,实现腐败治理的高效能。     

农村“微腐败”发生的诱因及治理对策——基于全国38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农村“微腐败”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借助“主体—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中小样本的实证研究,可以揭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影响因素及其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权力集中程度和法纪意识是影响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关键因子,而权力集中程度高、横向监督制度失灵、法纪意识薄弱和“官本位”思想则是农村“微腐败”发生的核心组合条件。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多种组合路径中都包含着权力集中程度条件,即村干部腐败是以权力过于集中为基础。完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强村级监督制度同巡察制度的衔接配合、注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学习、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民主治理的能力,是强化农村“微腐败”治理的重要路径。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层理论建构与风险管理机制探析

社区是社会的类型学概念,社区治理既是“创新社会管理”宏观政策的基层具体实践,也是“微型社会学”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理论建构的层次定位在中观层面,初次展示了围绕“社区治理绩效”的中层理论生成路径;同时利用“关系社会学”中“关系的”本体论,在中层理论的可控范围内尝试构建一个“风险权责共担三角机制”,旨在预见和规避制度转轨中的新风险、使现代化基层治理制度创建的过程更具“风险预测性”和“风险代偿性”.     

党组织内嵌国有企业治理的法治逻辑：理据与进路

党组织内嵌国有企业治理的提出，是中国政治现实和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存在正当性基础和法理依据。“政治—企业”联系的存在普遍而客观，正视“政治—企业”联系深刻影响着国有企业，就能以一种更为冷静、审慎的态度来管窥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国有企业的联系，并分析其在中国国情下的政治意蕴和法理基础。考察中国的政党、阶级与所有制可知，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现在并且将来也会一以贯之，从国企所有权、利益相关者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角度均可探源其法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需要将党组织内嵌国企治理放置于一种更为规范的进路来考察，可从注重党内法规、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确立法律原则基准，分类参与区别对待等三个方面达致法治化、规范化。     

治理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探析

治理理论体现了当代政府管理的新理念:即由“单一中心、国家绝对主权”向“社会中心、权力多元化”转变。我国的公民社会还不成熟,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因此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方面,必须把规范的治理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长期目标,从启蒙的意义上吸收治理理论积极的精神成分;另一方面,治理要与我国的现实政治发展结合起来。     

科层制治理与合同制治理:模式比较与策略选择

合同制治理与传统的科层制治理模式迥然不同,体现在权力的运行路径、信息的传递方式以及风险的治理依赖都存在较大差异.当前出现的"逆向合同承包"现象主要在于合同制治理所带来的权力的分散、目标的冲突、信息的干扰以及不确定性增加.要应对这一挑战,关键在于有效执行和管理合同,其策略是构建规则以整合权力,以科学激励协调目标,创设网络以协调信息,重复合作以应对不确定性.     

“理想线”上的选择: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演化率及其实现

从路径依赖理论的数学推演来看,政府机构改革中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这就可能导致蹈入低效率路径并产生“锁定”效应,要避免“锁定”,就需要在机构改革的“理想线”上行事.以先动优势考量,OECD国家机构改革展现了一种接近理想线的规律:作为决策者,政府组织拥有掌控国家权力的绝对权威,但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政府组织只是一种选择,它可以采用商业企业所用的组织形式;现代政府组织的基本形式由“大部”+“公法行政管理部门”+“私法实体”+“其他”构成;变革的精髓在于实现从命令链控制的“政治部”向“绩效链”监督的“公共组织”转变.我国在进一步的机构改革中应该遵循这些规律而动.     

国际产业转移中先发区域合作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遵循“以行政区为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经济区域为域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建立→新型扁平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善治目标实现”.这一制度变迁的总动力源于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先发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治理的形成及治理模式的构建,为中西部地区探索实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提供了借鉴,同时为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关于中国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思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十六大报告的主题。分配制度改革关系到小康社会的质量和小康社会的实现 ,而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制度和资本主义分配理论的影响 ,我国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制度环境 ,用“路径依赖”的概念对分配制度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解剖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路径选择”的思考     

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学术界正在加深对它的认识,有的很深刻,但有的却是误读.文章对国家治理理论中的“舶来品说”、“管理、治理对立说”、“公民社会说”以及“多中心说”予以解读与澄清,并在法治的轨道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     

试论治理腐败方略

要使反腐活动能够健康、有序、持久地开展下去,必须要构建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治理腐败方略",为此,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治理腐败方略的涵义、要素以及基本类型等问题.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变迁、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在不同阶段,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改革开放至今,国有企业中依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行政干预等问题。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初始的路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得到了自我强化,使得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暂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因此,应及时纠正和调整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使国有企业改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文化治理的理论源流、反思与现实路径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文化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国文化治理有着迥异于西方的逻辑起点和社会环境。在中国推进文化治理过程中,应从“怎样治理”与“什么文化”两方面对源起于西方的文化治理理论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进而从理念和方法两个层面“道器一体”确立中国文化治理的现实路径。因此,在理念上,要立足中国实际,明确社会转型期文化治理的特定文化内涵;在方法上,要借鉴他国经验,充分利用好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化空间。唯有如此,才能在“文化入心”基础上最终实现文化善治。     

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具有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遭受挑战.因而,当将这一理论移植到中国农村具体实践中时,就必须避开其在政治倾向与文化接受性等方面的理论陷阱,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乡村治理应着力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及制度性制约,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主治理、民主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轨道;提高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度及政治权威,克服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权威依赖和资源依赖,有效整合家族、企业组织以及各种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