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     

梁启超的道德接续论

梁启超的道德接续论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在千变万化的各种人类道德中,有无普世、绝对、永恒的道德价值?在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道德转型中,是否存在传统和现代相接续的德性之链?梁启超试图通过私德与公德、本原与条理、道德与伦理的分辨,区分道德的价值与规范、德性与戒律、共相与殊相,以寻求古典道德的普世价值,进而揭示道德演化之变革与认同、断裂与连续、革新与继承相交织的复杂性。     

关于公德-私德的二维伦理——行政管理和个人修养的道德基础

密尔提出"不伤害原则"作为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界限,并以此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干预的界限.在边沁和密尔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私德"和"公德"的概念,以此纠正中国传统上重私德而轻公德的伦理体系.本文提出"契约论方法"以使公德-私德的区分更为精确,并进一步引出"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的区分:基于契约论方法可解的问题是公德问题,无解的问题是私德问题.对公德问题需要采用舆论或法律的硬性方法来解决,但对私德问题只能采用劝告或说服的软性方法来解决.在公德范围内赏罚分明,在私德范围内宽容自由,这是改善行政管理和提高个人修养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简论梁启超新民的日译西学内涵

凭依日译西学,梁启超提出了铸造近代新型国民的方案,即“新民”。新民方法之一的“采补其所本无新之”的日译西学内涵主要体现在：独立自助与自由精神、民权思想、文明进化与公德意识。这些内涵主要取道于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福泽谕吉等的译著与思想,其目的在于以西方的国民精神来改造国人,提升国民道德水平,能与列强“相埒”。     

士人伦理的嬗变与道德革命的艰难--试析梁启超《新民说》的伦理观

《新民说》是梁启超 2 0世纪初发表的以“新民”为意旨的文章结集 ,内中集中体现了他的伦理思想。在《论公德》等章节中 ,梁启超对旧的礼教纲常进行了批驳 ,力倡“道德革命”之说 ,充分意识到伦理道德在文化更生和转型过程中的深在效用 ,直开五四先声。但在《论私德》等章节中又对自己的“道德革命”论进行了自我消解 ,他的犹豫正体现了近代士人伦理嬗变的艰辛。在《新民说》中 ,梁启超始终贯穿了一种道义论的伦理关怀 ,对德育与智育的不平衡发展深表忧思 ,极富现实意义     

试论梁启超新民德思想的内在特点

梁启超的新民德思想的一个内在特点就是强调“两手抓” ,要既抓“青少年”德育 ,又抓“全民”德育 ;既抓“私德”教育 ,又抓“公德”教育 ;既抓“破”旧德 ,又抓“新”民德 ;既抓“淬厉”中国旧道德 ,又抓“采补”泰西新伦理 ;既抓“理论之理论”教育 ,又抓“实事之理论”教育。这个特点在今天的公民道穗建设中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     

20世纪公德问题探讨中的几个误区

20世纪的公德探讨开始于梁启超,他在中西横向比较的背景下形成对道德的二重分划,又以公德之"公"与"新"作为道德发展的方向。本来,道德既无所谓公私,也无所谓新旧,但由于梁启超的划分带有明显的价值评价意味,所以衍生了此后"古今"、"公私"长期对立的格局,并且也衍生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热"中的极左思潮。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又将对私德的讨伐和对"基督之爱"的仰慕作为公德建设的动力,其实这都是在"公私"、"新旧"对立的基础上继续走入误区的表现。实际上,真正的公德必须以私德为精神基础,而以公民社会性地位的自觉及其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为实现条件。     

简论梁启超新民的日译西学内涵

凭依日译西学,梁启超提出了铸造近代新型国民的方案.即"新民".新民方法之一的"采补其所本无新之"的日译西学内涵主要体现在:独立自助与自由精神、民权思想、文明进化与公德意识.这些内涵主要取道于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福泽谕吉等的译著与思想,其目的在于以西方的国民精神来改造国人.提升国民道德水平,能与列强"相埒".     

从《庸言》看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尤善于以其如椽之笔,从事宣传,鼓吹改良主义。他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时人称为“报界之大总统”。民初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在天津办起了《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本文拟就梁启超与《庸言》的关系作些剖析,或许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研究不是无益的。     

革命派与清末民初的道德救国思想——以雷铁崖为中心

清末民初雷铁崖揭露批判封建伪道德杀人祸国,伪道德导致清末民众公德沦丧、私德扭曲,吏无官德、士无人格及民国初期道德愈坏、邪恶肆虐,理论上主张斟酌时宜,变通旧说,创"适合国民心理之学说","尽以铸造新国民,以竞争新世界";内涵上以爱国为核心,提倡国与民、家、地方统一,在价值取向上崇尚近代理想人格;在具体规范上继承与吸收中外积极美德;方法上主张立志、修身与践履结合,磨厉志士精神,刻苦其志气,早振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按照近代西方学者的定义,个人道德为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但其实中国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多数是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关于公德,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近代性的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梁启超虽受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但与日本的公德建设主要指向公共道德不同,他呼吁的公德集中在公民道德即政治性公德上。虽然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可以合称为公德,但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进程,使得政治公民道德大受重视,而相对来说,公共道德的概念及其推广则遭受忽视。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     

中国近代诸大家修身思想发微

中国近代诸大家的修身思想意涵丰富,博大精深,且各具特色与视阈。孙中山以毕生努力"唤起民众",强调在修身立德的过程中,"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章太炎鼓吹革命,提出革命之成败在道德、革命之力量在修身的思想理念。梁启超以塑造"新民"为己任,提倡兼具公德与私德、独立与自由、进取与冒险精神的理想人格。蔡元培更大声疾呼:修身以立己、修学以立志、修德以立业,以培育"独立之人格"的公民。这些修身理论对当今社会道德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公德的特征

社会主义公德是无产阶级道德的一种基本现象和规范要求。我国新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公德”。“五爱”公德规范,是对全体社会主义公民普遍一致的道德要求,并着重体现在公共生活的领域。较之其它道德形式,它具有着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移风易俗、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广阔的社会基础。在争取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现实阶段,它更具有突出的社会作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关系,探讨社会主义公德的特征,已成为实践和理论上的一个十分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分,旨在说明道德本原与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超时代性)。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建设,应该走出梁启超前期《论公德》中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接续其后期的思考,以儒学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     

从《论语》的君子观看原始儒家的情怀

《论语》通过对孔子及其门弟子多方面言行的生动记述,集中展示了原始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关怀,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这部经典内部取证,以其中的“君子观”作为主线,探析“君子”一词的概念在先秦时期的演变,分别归纳总结孔子所谓“君子”的个人修养与政治美德,借此将原始儒家“个人—社会”的修行法则和高尚关怀加以还原.     

在“伟大”与“鄙俗”之间——论民初时期梁启超的文化心态

民初时期,梁启超是以一个思想家的身份从事政治实践的。其思想尽管始终未走上革命派的轨道,却体现出因时而变自我更新的精神和介于“伟大”与“鄙俗”之间的文化人格结构。     

民初政党政治与公民意识

政党政治是与公民意识相适应的一种政治治理方式。当民初政党政治移植到中国传统社会之上的时候,隐藏在国人深处的臣民意识顽强地产生了各种“抗原”,如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悠久的权谋政治传统、对公平正义的曲解、私德冲击公德的行为习惯等等,这些“抗原”导致的“排异性”最终摧毁了政党政治的健康和活力。基于此,完成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推动民族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提升,才是实现政党政治现代化的保证。     

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公私反转: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机制

道德及其公私界限的辨析,一直是学术界讨论中国公-私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在古今之变的思想维度中,传统公德始终是国家政治道德,而近现代知识分子曾经将公德建设与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紧密联系,影响至今。在"立公灭私""以公并私"的行动逻辑中,中国大众之私德始终被视为权力神圣的治理对象,在私产不义、私利不保的现实境遇之中,私德依旧缺乏独立存在的基础与界限,进而在被公德继续强力整合的同时,不断呈现公私混淆的困境。特别是传统总体神圣格局一直未能实现现代的转型,进而促使公私道德转换呈现出彼此反转的社会学特征,给当代中国的文明治理提供了不少重大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