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类型电影的空间影像表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地域文化为表达核心的地域文化类型电影,成为中国本土导演实现艺术表达转向的关键,电影的地域叙事美学也从“第五代”导演符码化的民族与乡土符号隐喻,发展为“第六代”导演倾向于长镜头纪实风格的微观地域原生态书写。尽管地域文化类型电影在与“好莱坞”等国际大片的票房竞争中尽显劣势,但随着“东方主义”语境在影视领域内的建构,本土电影浓厚的地域符号标志,一度成为西方学者眼中的“东方奇观”,得以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斗争中实现突围,并尝试用地域与民族的话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文化困窘中的电影美学

文化困窘中的电影美学李建东电影，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走到一个进退维谷的困窘境地。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电影已从昔日“皇帝的女儿”降到今日“大众的奴婢”的地位，中国的电影业到了重新审视自身、抉择出路的时候。当爱迪生在他的实验室里捣那个后来被人们叫做电影的玩...     

洋泾浜文化·吴越文化·新兴文化──海派文学的文化背景研究

洋泾浜文化·吴越文化·新兴文化──海派文学的文化背景研究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对于海派小说与上海文化的关联，我已经写过一篇《从四马路到大马路：文化消费的变迁》，是侧重于“史”的线索的￣①。最终还是要回到海派文化的“注质”上去。不过我取的是文学──文...     

中国电影艺术走向世界的文化策略

中国电影从 80年代开始加快了走向世界的进程 ,已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绩 ,但是中国电影真正与国际接轨并参与对话 ,还需要一个艰难跋涉的过程。因此 ,寻求一定的文化策略 ,对加快它的进程是非常有益的。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努力 :一、着力表现人类普遍认同的观念 ;二、以独具个性的民族特色与世界电影“对话” ;三、运用通用的电影意象符号 ,追求观赏性 ;四、构建群体自觉的背景 ,培育理解世界电影语言的受众     

龙文化·义利观·现代化

龙文化·义利观·现代化张子琳世界上并不存在的龙成为华夏民族的图腾、象征。这是因为龙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一种理想。龙是天德。《易·乾》：“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群龙无首”，“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云从龙”，“龙德而隐者”……...     

《英雄》:新世纪中国电影转型的文化想象

以电影《英雄》为研究对象分析新世纪中国电影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一方面，该片试图打破“内”“外”市场的局限，打造真正可以在全球流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从国际市场转向本土市场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开始突破区域边界，跨国和跨地域合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转型期的中国电影如何呼应具体的时代和文化语境建构大国形象、树立文化自信，如何将中国智慧融入电影故事以适应“中国梦”的制造，将中国电影的变化轨道视为一种想象的建构也意味着要去研究它在社会变迁中的意识形态的困境和探索。     

论本土电影的传统文化故事讲述

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加快了国际电影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发的本土化进程,从而加剧了本土电影必须讲好传统文化故事的紧迫性.本土电影对传统文化故事的讲述,应着重解决"讲谁的故事"、"给谁讲故事"、"讲哪些故事"和"怎么讲好故事"四个问题,即在讲述中坚守民族文化立场,立足本土并面向国际,通过精彩的故事创意与影像意象的成功营造,辅之以高新技术和对先前经验的借鉴,讲述出拥有广泛受众基础与蕴含普世价值,且与时代审美精神相对接的传统文化好故事.     

解读电影原罪与圣经文化

电影原罪由柯奈尔·乌尔里奇小说《黑暗中的华尔兹》改编而来。影片向我们讲述了男主人公路易斯和女主人公卡邦尼之间爱与被爱，疼痛与恐惧，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望的黑色惊悚故事。正如电影旁白中所说，这不是一个爱的故事，却是一个有关爱的故事。整个影片以悬疑刺激的故事情节为载体，体现了基督教文化影响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     

中国当今电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状

电影作为文化观念的载体具有建构价值观的作用。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在于不同阶层的各种观念能在同处的社会语境中形成交往互动的局面,这样,文化作为生活经验的正常反映才能启示生活并维系、推动社会文明。而一旦文化观念的交往平台因强势文化的干预而出现倾斜,就会造成文化经验与生活经验的分裂状态,导致文化生产脱离现实语境的情形。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电影文化环境与观念的描述,指出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电影对现实矛盾所做的想象性缝合,不仅遮蔽了生活经验,使文化对生活的启示功能削弱,甚至也造成文化与生活的错位。只有使影像符号的能指策…     

现象学对电影创作的启示

现象学原理与电影创作的原理是“同构”的 ,二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电影一直在寻找根本的哲学理念 ,现象学也需要通俗方式深入大众。本文仅就现象学对电影之“再造”功能、意义给予问题 ,及现象学对电影学从经验状态方法上走向理论状态的启示 ,提出尝试性的看法     

"共和国文化"的电影话语建构——延安文艺的电影之路

中国电影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带有明显的大众传媒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身的话语体系,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却通过一系列事件实现了电影话语体系的全面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延安文艺逐步占据电影话语体系的中心,并且建构了战争文化与农村文化复合建构的"共和国文化"话语体系.其中,尤以农村文化建构独树一帜.     

银幕之外:群众影评与谢晋电影的“交互式创作”

在当代中国电影导演谱系中,谢晋无疑占据着一个极为关键的位置。长期以来,学界对谢晋电影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文本批评”与“美学阐释”的研究框架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鲜有对谢晋导演社会活动的关注。研究聚焦谢晋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性活动,考察其与80年代普通电影观众、业余影评员以及群众影评组织间的交流和互动,发现了谢晋“交互式创作”的内在逻辑。一方面,聚焦谢晋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讨论其与群众影评浪潮的互渗,并在双方的交互进程中,推动了群众影评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建构;另一方面,群众影评通过对话、商榷等多元化的方式,积极参与对谢晋电影的评论,而且以“历史微声”的特点,介入到80年代“谢晋模式”的讨论谱系,建构出区别于电影知识分子的话语场域。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对群众影评的考察,发现“谢晋电影”的意义生产并非局限于“电影文本”,更多则呈现在银幕之外的社会文化范畴中,并成为透视文艺“人民性”的典型艺术实践。基于此,经由谢晋与群众影评的情感交互,我们试图开辟一条再次审视“谢晋电影”的民间通道,以期丰富、拓展目前学界对谢晋电影研究的疆界。     

中国电影文化:从模块位移到类型互渗

本文考察建国六十年中国电影文化的变迁.认为六十年中国电影文化发生了从模块位移到类型互渗的演变,具体地呈现出四个时段的更替:第一时段为北部电影模块年代(1949至1977),第二时段为西部电影模块年代(1978至1989),第三时段为类型片年代(1990至1999),第四时段为类型互渗年代(2000年至今).这体现了中国电影文化被纳入全球化语境的命运和主动选择.     

现象学现实主义——再论安德烈·巴赞的电影现实观

作为现象学与电影联姻的产物,“现象学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不仅表征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语义,也是解开安德烈·巴赞电影现实观之内核的密匙。在“何为电影的现实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巴赞始终抱有一种比较开放和辩证的立场,只要能遵从“现象学现实主义”的两重内涵,即面向事物本身以及本质真实,都是巴赞心目中理想的现实主义。而在达到现实主义所使用的手段及方式,再现与表现的配比关系,物质现实与精神现实的配比关系等问题上,巴赞则几乎完全没有限制性的要求。这种在巴赞著作中处处可见的开放性虽然有时给人一种随意甚至自相矛盾之感,但实际上恰恰反映出巴赞理论的悖反性张力。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焦素娥东西方电影，由于文化传统、时代背景、电影观念等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构成了世界电影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然而发生在中国３０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与发生在４０年代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以其理论与实践上的惊...     

全球化、后殖民性与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自觉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电影面对好莱坞及外片涌进的巨大冲击 ,还有来自实用主义与商业主义的双重压力 ,如何既能立足于国内电影市场 ,又能跻身于国际电影市场 ?以“主流片”去打主流市场 ,应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文化战略。娱乐片理应成为中国电影生产的主体 ,也应担负起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职责 ,以应对所谓的“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为此 ,中国当代电影应有的文化自觉 ,将是至关重要的。     

武侠电影文化研究

武侠电影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奇葩,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鲜明与浓艳的文化精髓与特色。如今全球大放异彩的中国武侠电影更是将中国文化与扣人心弦的故事结合起来,利用炫目的视觉光影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本文通过对黄飞鸿系列电影以及近十年经典武侠电影的分析,阐述了电影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应时代而生的电影文化。     

现代影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选择与重构——基于对电影《赛德克·巴莱》的分析

电影《赛德克·巴莱》再现了台湾两次雾社事件的全过程。影片从服饰、语言、民俗风情、信仰和宗教仪式等方面,对赛德克族的文化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受意识形态、商业需求和导演主观意向的影响。在保留少数民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影片对民族文化进行叠加与修改,并以“大片”的形式进行展示。该片对赛德克族文化的选择和重构,还有很多值得思考和反思的地方。     

观念的踪迹——20世纪80年代“电影性”问题的发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界关于“电影性”“戏剧性”“文学性”及电影“现代化”的论辩体现出追求新颖性的悖论。“电影性”或“电影化”的自觉是在1980年代初“新启蒙”的西方话语与国内“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合谋的语境中,重回电影本体论与审美论的必然归宿。主体论践行以人为目的和中心的思想启蒙,追随“思想/文化/精神”的宏大叙事,在思维模式上是“反映论”的一体两面。作为形式主体,“审美论”按照表象直接性的知觉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作为合生主体,“反映论”按照因果效验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二者各有其动力因与终极因。     

通往间隙的图像学——苏联诗电影的诗性源流考

20世纪20年代,苏联形式主义旗手什克洛夫斯基将电影中的“诗”与“散文”进行有意识地风格划分,他撰文指出“诗的”电影中具有“装置的几何性”和视觉形式上的闭合感,使诗的电影成为“情念之诗”。基于此,以苏联诗电影代表作《战舰波将金号》为例,厘清非情节性、隐喻、节奏、结构等被视为“诗的因素”的电影特质,并从爱森斯坦的创作论出发,追溯诗学意义上的“顿歇”,强调“雾之哀歌”作为诗性要素的重要性;进而将诗电影的实践过程与瓦尔堡的“间隙的图像学”建立关联,视之为图像序列的视觉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