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府闻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众多,我们可以将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层次、社会层次和政府层次.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状况并不理想,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下降: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省级政府次之,依此类推,公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则最低.在当下的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培育政治信任的现实选择.     

主管信任、程序公平对员工合作倾向的影响

对组织决策情景进行模拟,操纵高低水平的认知信任、情感信任与程序公平,探讨员工对主管的认知信任、情感信任、程序公平在员工合作倾向性上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主管的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对员工合作倾向性的主效应明显,程序公平的作用不显著,认知信任、情感信任与程序公平的三重交互明显。在对主管认知信任高时,高程序公平条件下被试的合作倾向性显著高于低程序公平条件下的被试,情感信任的作用不明显;在低认知信任的条件下,程序公平和对主管的情感信任交互作用显著。     

纵深发展营销信任关系的策略分析

通过对关系营销中的信任内涵延伸以及形成阶段进行剖析,以及对不同状态下的信任递进过程分析,进而从策略层面如何提升企业营销中的消费者信任度。     

中国转型期企业间经济活动“低信任”违约现象的社会学解释

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中 ,近年来经济生活普遍存在的“低信任”、违约现象是经济行动者在现实社会结构条件下的一种策略选择 ,理解社会结构与这些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 ,建之其上的制度设计 (法律、其他制约力量等 )、道德呼吁 (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的统一而不是背离 )才更有可能有的放矢 ,这同时也是一个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意识培植新要素 ,重构中国社会 (关系网络 )结构的过程 ,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     

当代中国主要利益群体及其社会信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个体利益主体地位凸显,利益分配和利益关系形式日趋多样、复杂。而社会中的较大获利者群体、一般获利者群体、较少获利者群体、无获利或利益受损者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差异明显,给中国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需要我们妥善处理各群体的利益冲突,增强他们的社会信任程度,从而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工作记忆对二语学习能力影响的元分析

工作记忆是影响二语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采用元分析方法对国内外核心期刊上近30年公开发表的33篇有关工作记忆与二语学习能力关系的论文进行整合分析。结果发现：1.工作记忆与二语学习能力总体呈中度相关。2.工作记忆与语言学习中产出性能力的相关度高于其与接受性能力的相关度。3.在工作记忆的四种不同测量方法中,通过言语材料并能够同时测量加工和存储两种能力的测量方法对二语学习能力的预测力最强。     

宜人性人格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664名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探讨宜人性人格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及社会支配倾向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的间接作用。结果显示：宜人性人格对特定信任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在宜人性人格与特定信任之间具有显著中介作用,反对一般公平、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在宜人性人格与特定信任之间链式中介显著,表明宜人性人格能够直接影响特定信任,也可以通过反对一般公平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间接影响特定信任;宜人性人格对一般信任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样,宜人性人格能够直接影响一般信任,也可以通过反对一般公平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间接影响一般信任。在教育上,注重积极人格的培养,提高大学生对公正的感受,同时降低其对等级与支配的寻求,可以有效地提升该群体的人际信任水平。     

医患信任对患者依从行为的影响分析

为探讨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对患者依从的影响,对35家医疗机构的门诊患者与住院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个体能力信任、组织能力信任与组织善意信任都对患者的态度依从与行为依从有显著性影响,而医生个体善意信任对患者的态度依从与行为依从都没有显著性影响;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对患者的态度依从与行为依从的交互效应都是显著的。在医患信任建构方面,应重点加强医院的组织善意信任建设和能力信任建设。     

人格信任的社会与伦理化的法律——从信任结构看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的主要品性及其现代转型

从信任结构理论的角度看,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格信任的社会,由此决定了适用于其中的法律的伦理化品性.只有对这些特点有了明确的把握以后,在中国社会与法律的现代化转型中,我们才能获得更为明晰的前进方向和出路:建立系统信任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和形式化的法律制度.     

信任的经济学分析：一种嵌入性视角

信任是一个既有很强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探讨了嵌入在关系网络中信任的本质及产生机制。要改变霍布斯“自然状态”下各自为战的情况,适应网络化环境,必须构建合作的信任基础;构建坚实的信任基础,必须在推进法治建设、创设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方面做出努力。     

我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三重信托关系分析

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都是影响国家公共管理和公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量,厘定和促进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三者之间的三重信托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非政府组织应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然而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受到政府组织的不当干预,政社关系有待彻底理顺;非政府组织应是一个自我管理完善、可以值得社会信赖的组织,但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可信赖度却不高;非政府组织自身管理体制不健全,无法有效地维护公民权利和提供公共服务。鉴于此,要增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的互信;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责权关系;按照民主和效率的要求,厘清非政府组织内部的工作关系,提升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水平。     

信任：建立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的路径

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信任作为一种理念和机制,为建立新型的中国政府与大学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文章基于信任的视角,以确立大学的公务法人法律地位为前提,以完善立法、厘清政府与大学权责边界为关键,从而建立和完善高校社会问责制,确保政府的权益成为制度保障,同时提出了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对策。     

虚拟研发组织信任关系形成研究

虚拟研发组织是由缺乏长期交往历史的成员组成的结构松散的组织,其信任关系形成的原因必然有别于传统实体组织中信任关系的形成。文章通过分析虚拟研发组织信任关系形成的快速性、信任各方的相对平等性、关系形成的技术归属性三个主要特征,揭示了虚拟研发组织中信任关系形成存在任务机制、信用机制和关系机制。认为信任方基于完成任务的需要,根据对合作伙伴的角色和技能的认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基于对信用约束和保障的信心,根据对契约和合作伙伴信誉的认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基于与合作伙伴由于既有关系和交往关系产生的认知和情感决定是否给予信任。     

解读信托法律关系中的信任

一些信托法在其信托定义中强调了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多数学者更是将信任看作信托设立的基础.但从人性论和信任生成途径的角度考察,委托人很难生成对受托人的真正信任.某些信托制度本身也否定了信托中存在委托人对受托人的真正信任.即使在实然层面可能存在委托人主观上的信任,但信托规则表明该信任并非信托中不可触动的要素.严格而言,信托中的信任并非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而是对信托制度的信任.既然如此,信托法就没有必要在立法定义中强调信托设立中的信任要素.     

农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农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型”到“市场主导型”农地信托的演变。目前的农地集合信托计划与此之前的农地信托流转模式相比,采取金融化与商业化方式改造农地信托,引入信托公司对农地进行信托管理,既强化了农地信托流转的市场化运作,改变了一直以来被诟病的政府主导型农地信托流转的弊端,有利于发挥信托公司强大的信托管理优势和资金优势,又能更迅速地集合更多土地,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未来农地信托流转将遵循市场为主导的农地集合信托方向;以农地事务管理型信托为主,农地资金信托为辅的信托方向以及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信托业独立为金融产业的思考

我国信托业的重新恢复并非是以一个独立金融产业的姿态出现 ,而是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实验结果。从信托业在西方各国的实践来看 ,它能够发展成为金融领域的独立支柱产业。欲实现上述目标 ,信托业应具备一些基本要素 ,而清晰的多边关系和独特的财产管理设计 ,是支撑其独立运行发展的基础     

论我国制定《信托业法》的必要性

在信托引进国,信托业法是关于金融信托业务的基本法,与《信托法》并列为信托法制的基石。我国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已日益显现出专门制订《信托业法》的必要性:第一,理财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建立需要通过制订《信托业法》来统一市场准入和经营规则,并增强监管的一致性和权威性;第二,明确信托业应有的市场地位、确认实践中信托业由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为信托业发展提供交易模式指导等,都需要《信托业法》提供正式制度安排;第三,我国立法体制中法律位阶的实际作用也要求必须专门制订《信托业法》才能实现信托市场规则的统一、配套制度的完善和各方利益的平衡。     

消费者品牌信任及其营销对策

品牌信任是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建立忠诚客户关系的基础。可靠度和对消费者的承诺是其主要内涵,商品内在质量、外在形象以及企业价值观、顾客认同感是影响品牌信任的主要因素。强化质量意识、实施精品工程、提升服务理念和提高品牌使用的精神感受等方面是提高品牌信任度的基本措施。     

我国土地信托模式的选择与实践

土地信托有助于克服现实、制度和技术约束,是现阶段农地证券化模式的必然选择。我国目前实践的土地信托都是间接代理模式,进一步可分成“双合作社”和“二次代理”模式。土地信托“二次代理”模式有效缓解农民知识存量不足的矛盾,与土地大规模流转相适应,有利于集成信托业务的开展,适合现阶段在我国广泛推广。未来土地信托流转实践需要解决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确定、信托财产集中、参与主体的收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等方面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信任的影响机制——基于昆山市的调查

基于江苏省昆山市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信任水平的调查,考察关系变量及制度变量对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信任既受关系变量的显著影响,又受制度变量的显著影响,且制度变量强于关系变量的影响作用。这表明,增加农民工的人际信任,既要关注农民工关系网,更要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与规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