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中国"三"文化研究论纲

作为一种原创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文化,既是一种“数”文化,又是一种“世界观”文化、“方法论”文化,还是一种关于“思维方式”的文化和“价值理念”的文化。本文从事物的空间结构、时间和逻辑顺序、事物的联系和转化等六个方面用十二条原理进行了论证,指出“三”文化是21世纪应大力倡导的一种新型世界观文化。“三”文化是研究事物“第三状态”的文化,这种“第三状态”大致包括“立体状态”、“中间状态”、“中行状态”、“中介状态”、“统一状态”、“发展状态”、“结合状态”、“互动状态”、“和谐状态”与“创生状态”十个方面。与“三”文化相适应的一系列“三”思维方式,将有助于人们在新的世纪里化解各种矛盾、危机,应对各种挑战。     

重新解读"推陈出新"

“推陈出新”是事关人类追求真理必经之路的重要原则 ,是一个具根本性的哲学命题 ,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并创造新文化的核心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新潮派 ,从来不简单化地在“新”与“好”、“旧”与“坏”之间划等号 ,而是对传统的、外来的以及现存的一切思想文化现象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求是的态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所谓“新潮派” ,一是搞否定一切革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 ,把一切“新”的等同于“好”的 ;把一切“旧”的等同于“坏”的 ;二是搞唯西方文化的马首是瞻的“全盘西化”论 ,举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是“新”的 ,中国近百年来的都是“旧”的。这种打着“推陈出新”幌子标榜“新思想”、“新观念”的所谓“新潮派” ,其实兜售的是老掉了牙的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心”论及其库存的旧货色。     

"中间人心态"、"纯诗"立场与"现代"价值观念 --论"现代派"诗人群体的思想特色与文化心态

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 ,因《现代》杂志而得名的“现代派”诗人群体 ,在当时社会矛盾激化 ,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的环境中 ,形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中间人”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他们从“新月派”继承下来的“为诗而诗”的“纯诗”立场和艺术态度 ,与重视自我、强调艺术自律性和纯粹性的象征主义诗潮取得了契合。同时 ,他们还具有鲜明的“现代”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     

儒学再兴与西学汲取--贺麟不赞成"本位文化思想"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 ,时至今日 ,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 ,成功于朱、王 ,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 ,社会新阶层迭出 ,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 ,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结合西学 ,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 ,必须依靠西学 ,否则徒劳无功 ,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 ,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 ,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 ,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 ,大关头” ,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三个代表"思想与高校"两课"建设

加强高校“两课”建设必须遵循“三个代表”的要求 :发展先进生产力 ,是高校“两课建设的需要和基础 ;发展先进文化 ,是高校“两课”建设的内容和任务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是高校“两课”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与解决好"三农"问题

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三农”问题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要坚决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注重“城乡一元化”发展的制度建设。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科技文化创新”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科教兴农”与“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梁启超"新民"主体性与马克思"人"的主体性之比较

梁启超新民主体性思想与马克思人的主体性理论,从生成方式和根本特性两个层面来比较,表现出“心力”扩张与历史生成、“良知良能”与实践的明显差异,此差异深层蕴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成于西方文化土壤的马克思主义的差异。     

"诗性政治"论——兼及文学性和政治性的融通

在“再政治化”文艺思潮中，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可以落实到“政治文化”层面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以文学立场为本位所提出的“诗性政治”建基于“心理本体”或“人类学本体”，文学性和政治性在人文关怀的终极处能够融通。“诗性政治”具有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从"救助"情结走向"制度公正"理性——新中国成立60年乡村社会救济伦理观念的变迁

社会救济中包含人本主义思想、平等主义观念、生命共存价值理念、互爱互助精神等道德规范或者说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制度变革、文化传播和演变等的影响,乡村社会救济的伦理观念呈现出动态的变化特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社会救济伦理观念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施惠的“救助”情结走向人本权利的“制度公正”理性的变迁。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从“原生态唱法”看高校专业声乐教学

"原生态唱法"正日渐成为中国当代乐坛上的一支强劲之旅,其主体多为少数民族,不但展现了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的根源纯美和多姿多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族民间音乐的发生、发展规律.高校专业音乐教育工作者只有立足于艺术的本真,转变观念,主动适应并融会于这一艺术潮流,在学术的流变过程中永葆活力,才能更好地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

孔子礼学源于关系人类存在的意义系统的古礼 ,它是对濒临崩坏的古礼的承继 ,又是中华礼文化得以形成并传衍久远的端绪。本文从文化的制度层面入手 ,把“礼”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对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及其文化意义作一系统分析 ,从而看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日本民族文化中的圣数"八"探析

圣数观念古来有之,对于数字语言的内涵,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诠释.日本民族是一个酷爱奇数的民族,然而有一个特例,对于偶数"八"一直情有独钟.自原始部落民至近现代社会,"八"一直是植根于民众心里的吉祥数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八"的位置虽然是其它数字语言无法取代的,但其语义在潜移默化之中悄然地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说明外来文化的传播对于影响本民族语言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超越“事实”与“价值”之紧张:在普特南的视域中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虽业已成为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一个很重要的教条,甚至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但是这种彻底割裂、极端二分以致二者紧张对峙的做法却不断遭到质疑与反驳.比如普特南就立足于实用主义转向后的基本立场,从认识论、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予以了激烈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普特南通过批判古典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念从而瓦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认知基础;在伦理学层面,其通过对“混杂的”伦理概念的阐扬从而显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缠结;在科学哲学层面,其通过消解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紧张从而揭明科学并非价值无涉,价值判断对于科学实践不可或缺.     

现代汉语"超+X"格式的多角度考察

本文探究“超 X”现代汉语中格式的句法特点、表义机制、语用功能等以及一些相关问题。     

"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建构

自中华文明产生之初 ,它就逐步形成了一种融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思想”。“天”与“礼”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两个核心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 ,“天”被构建成为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礼”则成为“夷夏”之间相分相融的主要标准。正是对“天”的推崇和对“礼”的主动认同 ,使中原之“中国”和周边之“四夷”都以正统的中华自居 ,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在近代以前 ,“文化中国”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 ,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     

试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回答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新时期全面加强党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对"灌输"教育的再认识

“灌输”教育曾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却遭到许多人误解。实际上,“灌输”教育仍是当前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是因为,客观实践还需要继续在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领域大力实施各种形式的“灌输”教育,把全民族的创新意识、科技文化素质、民族凝聚力和思想道德状况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处在信息社会。人们不可能离开各种信息的“灌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形成主导价值观也离不开“灌输”。而且,“灌输”教育对于克服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也有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灌输”教育,还需要进行内容方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