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保护中的外部性影响及其消除

利用外部性理论对大遗址保护区内居民行为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消除居民对大遗址保护负外部性的主要措施是加大政府购买性支出,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区内经济发展。     

解决大遗址区居民问题的“城中村”模式与“新农村”模式

从大遗址保护与遗址区内居民生产、生活之间存在的矛盾入手,分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两种途径,即"城中村"和"新农村"模式。通过探讨两种模式的适用性及其缺陷,得出只有从遗址的实际情况入手,选择适当的模式,才能实现遗址区内居民与大遗址保护和谐共存的结论。     

国内外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立法比较

作为遗址留存丰富的国家,我国的遗址保护立法却比较落后。文章就国外遗址保护立法中关于划定遗址保护区域、设置保护机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遗址保护与周边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规定的比较,提出我国有必要在立法理念等方面加以借鉴,以完善我国立法。     

生态旅游视角下景区居民利益感知研究——以武陵源风景区为例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利益感知是影响一个地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武陵源风景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采用因子分析法对该区域居民的利益感知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居民对旅游的利益感知具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经济、文化和环境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为景区居民的利益保护提供相关依据。     

重庆利用抗战遗址打造国际人文交流中心的路径

重庆拥有丰富的抗战遗址资源。对重庆而言,妥善保护与利用这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至关重要。就当前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开发现状来看,虽然其中一部分遗址得到了妥善保护与开发,但仍有相当多的遗址未得到有效利用。在重庆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快的当下,找准重庆独特的区位优势对于打造国际人文交流中心而言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利用好重庆现有抗战遗址资源则能起到显著作用。因此,重庆未来应当通过建立抗战遗址数据库、坚持“一处一策”、增强遗址间协调性等方式保护好和开发好重庆抗战遗址,讲好“陪都故事”,进而更好地打造西部内陆的国际人文交流中心。本文分析了重庆抗战遗址现状及对其进行保护开发的意义,提出保护与开发建设方案。     

西安"大遗址保护特区"的构想与建设路径

具有数量多、面积大、分布广等特点的西安大遗址与西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从文物遗址自身的运动规律、西安市地方经济发展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出发,在剖析西安大遗址保护现状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设立西安＂大遗址保护特区＂的构想,以及设计构建＂大遗址保护特区＂的基本路径,并对其综合效益进行预测。     

大遗址产业化经营的初步研究

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长期在事业模式下运作,造成保护资金短缺、资源利用不足和管理经营无序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对大遗址产业化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分析了大遗址产业化的重要作用和现实基础,提出了大遗址产业化的基本策略,即推进大遗址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保护和展示技术的现代化、大遗址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大遗址文化商品的市场化、大遗址资源开发的深度化、管理的科学化。     

文化遗产真实性展示的技术路径 ——以西安大遗址为例

文化遗产需要通过展示体现其价值,其自身的属性与真实性在实际的展示中存在不能完整反映真实或导致误解等问题,通过对文化遗产真实性展示的概念和内涵进行解读,对其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对比分析国内外的理念,以西安大遗址为例,指出真实性与展示的原则和关系、问题。研究认为,遗产的真实性信息包括最初的状态和后续各个历史时期信息的叠加两个部分,展示中对遗产研究和未来不断进行的研究工作会导致对遗产真实性出现误读和曲解,因此坚决排除人为因素对遗产本体及其环境进行改变,是真实性展示的准则;西安大遗址展示的方式多种多样,从真实性展示的技术路径来说,杜陵的围栏展示还应通过增加展板或指导标志补充遗产信息,汉长安城的对位复原展示应增加文字图片等辅助考古资料,唐长安城丹凤门保护工程应在展示保护大厅相应位置明确说明展示的相似性而非一致性,唐长安城延平门和大明宫紫宸殿遗址都利用了植物意向展示,还应通过文字、模型补充展示信息,大明宫含元殿的包砌展示宜在展示方案中补充遗产的微缩模型,即西安大遗址保护利用应在有效利用前沿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增加数字化展示,运用多种展示方式补充单一展示方式带来的不足。     

基于遗址保护的城市和谐共生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加快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建设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城市发展的新目标。在此背景下,遗址密集区的城市如何实现遗址保护区与城市整体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这些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热点问题。根据我国大遗址保护模式现状,基于对大遗址区居民生产生活现状的典型调查,提出构建遗址保护与城市和谐发展的机制与对策。     

论遗址价值与遗址保护规划的关系

本文对遗址价值属性进行了分类,从遗址保护规划的角度出发辨证了遗址自身价值、非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列举了当前对遗址价值认识欠妥的几个方面,明确强调遗址的自身价值是遗址保护的根本,社会价值是遗址保护规划的最终目的。要重新认识遗址的保护规划工作,积极做好不可移动文物的科学保护并协调好其与开发利用的矛盾关系,实现不可移动文物的无价价值。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的辩经考试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辩经考试制度是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一种独特的教学与考核形式。对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的辩经考试制度的形成、方式方法等作了梳理，并对其特点及对现代教育的启示作了分析。     

新时期庙会中的水神信仰状况研究——以山西忻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庙会作为传承地方文化的载体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其所承载的历史可见一斑。以山西忻州所属14县区的50个典型庙会的实证调查资料为主,以庙会中的水神信仰为突破口,探讨其典型的特征,以及在水神系统建构下,其与人、与社会之间互动。通过分析,认为水神在该地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但水神信仰构建的社会体系依然在运作,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试析佛山祖庙庙会的复兴

祖庙庙会是佛山有史以来最大的综合性庙会,它最兴盛的时期在明清,民国停办。2005年恢复举办。复兴的庙会既继承了传统庙会的内涵,也注入了新的文化气息,形成了新的仪式内容和特点。虽然复兴的祖庙庙会仍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但其文化性、民俗性的特点明显加强了。复兴的祖庙庙会也会一如既往地在佛山社会文化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辽朝皇帝庙号三题

关于辽朝皇帝实行庙号制度的时间有多种记载,结合宋人和辽代碑刻中的记载,可以确定辽朝的庙号制度当是在耶律隆绪即位后才得到完善;《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赞”中的“太祖”是撰者焦习为了骈体文写作的需要,根据中原儒家文化传统而使用的词语,并不表示此时耶律阿保机已经有了庙号“太祖”;辽朝所谓的“太庙”不是严格意义上中原王朝的太庙,只是已故皇帝的“先庙”或“祖庙”,追尊皇帝并不供奉其中,皇后死后也不配享在相应皇帝的庙中,身穿红色锦衣的皇后神主木人是与契丹人传说女始祖赤娘子一同被供奉在木叶山庙中。辽朝所谓的“太庙”不是固定建筑物,而是由毡帐和毡车组成的,前面置纛,处于草莽中,跟随皇帝四时捺钵。     

论太原庙前高跷的传承与保护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趋成熟的情况下,对庙前高跷传承和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在当前政府扶持和社会相关部门给予帮助的情况下,庙前高跷的发展还是面临着表演人员上的青黄不接,表演空间的大面积缩小等状况。对庙前高跷当前的发展状况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应成立相关部门,建立相关制度;其次要积极营造社会氛围,创造生存发展空间;最后,要改变发展方向,应当将庙前高跷与商业经济相结合。     

汉官太常寺的组织学分析

文章通过对汉朝中央政府行政部门太常寺的组织学分析,指出汉九寺行政体系各部门职能交叉,存在着组织目标不明确,机构冗散问题。太常寺设官渊源悠久,组织机构庞大,列于诸寺之首,但行政功能分散,不担当重要政务,后沦为清水衙门。     

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概述

意大利不但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且高度社会化的保护意识、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先进的保护技术等,使它的保护理论和实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建设经历四个阶段,设置不同机构的多方参与及协作机制,通过对古建筑的修缮、城市环境的保护和现代功能的引入,促使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获得良性互动。     

上古遗风传统民俗——湖南省衡阳县渣江春社历史及发展

文章以湖南省衡阳县渣江地区的春社为研究对象,从渣江春社的历史渊源及社会环境、渣江春社与庙会的历史关系、渣江春社的基本情况及特点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渣江春社的历史价值,认为:渣江春社是湘南地区中华民族传统习俗的活化石,对渣江春社的传承与保护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保护探析

贵州梵净山不仅是中国著名的弥勒菩萨道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自然保护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区网成员(MAB)之一,是举世公认的佛教道场和自然保护区两者重合的双料名山,成为中国少有的佛教文化与生态保护和谐共存的典范之一。文章分析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历史源流及其重大影响,其次通过梵净山现存的珍贵碑刻和历史文献,深入探析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指出梵净山浓厚的佛教文化对梵净山生态保护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中国传统宗法伦理下的法律意识

通过对中国宗法社会的考察 ,讨论了传统宗法伦理及其对法律制度、法律程序和法律意识的影响 ,认为宗法政治伦理使传统政治、法律关系及其观念陷入道德化和非道德化二难境地。宗法经济伦理严重冲击着司法程序的建立 ,宗法士人伦理制约着“理性—形式化”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的形成 ,而氏族和宗庙则对法律起着抗衡的消极影响。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的保障并呼唤着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 ,但市场经济也存在着制约和瓦解法律精神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