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比较分析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唐代和近代两个高峰: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交流和影响不仅深入历史还在影响未来。因此从信息传递、政治需要、社会发展、战争胜负、国际竞争、民族尊严和法律优劣诸方面,对古代日本输入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和晚清中国输入近代日本法律文化的动机与原因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这种交流的双向性和典型性既是比较法律文化分析的范例,也为当下中外法律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史和思的资源。     

清末民初域外文学译介的三重过滤

清末民初时期的域外文学译介受到现实政治层面、翻译技术层面和本土文化层面的规范和过滤。现实政治因素支配了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以意译为主要的译介方式使得域外文学失去了原作的面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学作品也会产生抵拒和制约。清末民初译介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域外文学的“中国式改写”。     

论清末西方法律的植入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

清末法律改革是西方法律移植中国的开端。西方法律的输入不仅改造了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也使得西方法律文化深深植入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本体,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移植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自己的本土资源,晚清法律改革的成败颇值得认真反思。     

晚清域外地理学研究述论

晚清域外地理学的兴起,有着学术与时代两方面的历史动因。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标,可以将晚清域外地理学划分为萌芽与兴起、繁荣与嬗变两个阶段。萌芽与兴起时期域外地理学研究成果数量少、篇幅短小、粗浅、零散;繁荣与嬗变时期的域外地理学研究成果众多、质量较高、内容丰富且系统性强。晚清域外地理学研究丰富和更新了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体系,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晚清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与变迁,有着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     

晚清域外地理学研究述论

晚清域外地理学的兴起,有着学术与时代两方面的历史动因.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标,可以将晚清域外地理学划分为萌芽与兴起、繁荣与嬗变两个阶段.萌芽与兴起时期域外地理学研究成果数量少、篇幅短小、粗浅、零散;繁荣与嬗变时期的域外地理学研究成果众多、质量较高、内容丰富且系统性强.晚清域外地理学研究丰富和更新了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体系,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晚清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与变迁,有着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晚清翻译

翻译活动总是在特定语境里发生的,它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以晚清这一历史时期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政治文化对该时期翻译活动的影响。     

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域外身体礼仪实践与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适应之旅

基于《走向世界丛书》考察晚清知识分子的域外身体礼仪实践，并进一步思考隐藏在这一实践背后的文化心理及实践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文化适应与跨文化冲突。这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基于贝利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型，晚清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既有分离又有整合，在保持自身文化认同和与他民族文化交融之间，他们试图寻找一条更为中庸和可行的道路，实现自身的文化定位，这一过程反映出他们在面对陌生环境的巨大压力时所作的努力。     

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晚清时期的域外书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际,在这一变局下,晚清人的域外写作发生了不同于古典域外书写的近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成为触摸晚清士人思想嬗变的重要文本。     

晚清小说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控

晚清时期大量的域外小说被译介到中国,但此时的小说翻译却因其对原作的不忠实而受到后来学者的非议或者不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从晚清时期的意识形态入手来解释当时小说翻译中的一些现象,指出译者对翻译小说题材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认知程度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从《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继承"两编的界定看我国法律文化的近代转型

<大清民律草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草案,其"亲属"、"继承"两编的规定中既有一定的西方资本主义法律精神,也承继了传统中华法系中以父系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作者认为这是缘于三方面原因:一是晚清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二是西方法律思想已在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洋务派官僚中深入人心.三是晚清统治者仍是当时世界上最保守的统治集团之一,我国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影响还极为深远.<大清民律草案>中的这种矛盾性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和法律文化的转型状况.     

中西礼、法之间的语境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和西方文化中的法,都只有在各自的语境里才能被确切地解释和理解。法律文化发源之初,中、西方在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为应对人类共通的问题而作出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与中西礼、法之间的语境分殊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中、西之间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在应答有关实在、人性、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诱致了中西之间的礼、法分疏,而寓于各自语境当中的礼、法之间迥异的价值取向又加深了中、西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分歧。分别诉诸礼、法的不同语言表述,实际上也展现了人们在中、西各自的社会和历史中不同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中华法系已在晚清解体,但为之辩护的礼制语境依然在现实生活中十分隐蔽而顽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话语。因此,有必要通过与西方法律文化进行积极对话,把深受礼浸润的语境改造为法的语境,以使我们理解法（jus）和法治 （rule　of　law）的真义。     

儒家思想与中国法律现代化

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正统的统治思想,是历史的选择、民族的选择。中国传统法文化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自汉确立以来,通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萦绕在中华民族法意识、法心理深处。清末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中国开始了法律现代化的追求,然而法律现代化之路艰难曲折。脱离中国法传统及中国社会现状,法律现代化难以实现。     

试论大陆法系对中国近代律师业的影响

清末民初,中国通过学习和借鉴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完成了法律近代化,确立了包括律师制度在内的近代司法制度,与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大陆法系的司法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而使大陆法系对中国近代的律师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法律改革的思维逻辑试析

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了清末十年的修律活动,在修律实践中形成了可贵的法学思想,强调法律是达到政治清明的途径,并在修律过程中贯彻了仁政思想.他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理论,深入检讨中国固有法律体系,会通中西,贯通古今,以中西方学术思想和历史实践为资源进行学理研究,从事法律改革,形成了修律实践的方法论,建立了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思想逻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方法上也有值得借鉴之处,是极为宝贵的历史财富.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为了加强晚清史学科建设,推进晚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北师范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2007年8月6-8日在承德联合主办了"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围绕着"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这一主题,就晚清的政治制度改革、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晚清财政与金融、晚清文化与人物研究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晚清修律动因的若干思考

晚清修律标志着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促成晚清修律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治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而经济因素不是晚清修律的首要原因,收回领事裁判权与晚清修律虽也有某种联系,但不构成晚清修律的主要原因。     

近代中国契约法律制度刍论

清末法制变革使我国契约法制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主要体现于民律草案之中 ;北洋政府时期所完成的第二次民律草案 ,从其内容上看 ,有关契约法的规定更为科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法典中对契约的规定较之前两部草案则有较大变动 ,主要体现在体例的变化以及注重社会公益等方面。考察近代中国契约法制的发展轨迹 ,对于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