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的现代意义

中国近代将"创新"与"保守"看作价值相反的两极,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文化态度便成为孔学研究的一个争论焦点.事实是,任何文明或文化要平稳前进,必须有"创新"和"保守"两股力量.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我们不必讳言"保守",亦不能讥其"保守".进言之,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孔子的"述而不作",正可以纠现代学人一味"创新"之偏.     

“述而不作”与训诂的传承和创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孔子一生治学为文的重要理念和行为准则。历来注家皆以孔子治学只述不作,却又极力为其回护,以为“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遍览《论语》全书,通观孔子终生进德修业的言论行事,其所谓“述而不作”之“作”,乃“诈”字之假,即他所极力反对的“不知而作”的“虚假妄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尊重历史、观照现实,温故知新、不妄作解人的重要命题;是学为人师、实事求是作风的具象表述;同时为一切训诂之根本大法,并铸就了中国经典文献诠释的基本范式。     

孔子“仁”学之历史二重性

孔子系中国儒学之首创者,“仁”学乃孔子哲学体系之核心,孔子草创“仁”学,实为2千多年中国哲学思想之发端。继孔子之后,“仁”学经历代思想家发展充实,形成了中国哲学思想长河的重要分支。研究孔子“仁”学,应具有历史的眼光,将“仁”学置于历史的视野之中。可以看出,“仁”学自孔子创立时起,就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二重性,“仁”学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而沿革,在历史进程中也充分体现了进步与保守的二重性。     

孔子《论语》与口传文化传统

孔子被二千多年的文明史塑造为书写的圣人和教育家,他其实是保留在华夏书写文明中的口传文化最后的大圣人。《论语》绝非孔子“著作”,而是口头教学情境的活化石。“述而不作”的信条中蕴涵着异常深沉的口传文化价值观。孔子对音乐和诗歌的极度偏爱与推崇都体现着他与远古“圣”观念的契合之处。作为对话录的《论语》是口传文化的学习方略和“圣”的人格境界的最好见证。     

孔子的语文教材观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家，其“文教”集文、史、哲教育于一体。虽然孔子编订过语文教材，但他对语文教材建设的理论没有作过明确的阐述。孔子编订语文教材的指导思想体现为“述而不作”、“敬鬼神而远之”和“仁”，孔子语文教材的选文标准主要有三条，即符合他的道德标准、材料的可靠性和适合学生需要。     

天津近代文化的双重性与西方文化的影响

近代天津文化的特征是“开放”，还是“保守”？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近代天津文化实际上具有“开放-保守”的二重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天津民众产生了对西方的抵制情绪；而开放带来的交流与接触，又使天津民众更多地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这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交流又抵抗的状况渗透在天津文化中，就形成了天津近代文化既开放又保守的双重性特征。     

孔子育人思想的价值目标——"君子"(论纲)

孔子毕生致力于塑造一个“君子”的形象,他“述而不作”,是通过自己全部的言论和行为来完成的。从“君子”一词的来历、诸多内涵的构成、整个形象的特色和相关问题,结合孔子的言行进行系列的探讨,以解读孔子留给后人的“君子”形象。     

开发人文力量的儒学传播之道——纪念孔子诞生2600年

孔子创立“以人为本”的儒家学说，主要体现在他编辑成书的“六经”及其弟子们编辑的《论语》等媒介体系中。孔子通过编创一系列媒介结构，促使其人文主义思想整体地、广远而持久地传播开来。在两千多年的时空里“人以文传、文以人传”，不断开发人文力量，在一代又一代的人文继承与创新过程中，推动着社会文化与时俱进。孔子开创的儒学传播之道及其开发的人文力量，是富有中国特色的软力量。在现代世界多元多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总体结构中，儒学与其媒介开发之力，更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轻视的一种软实力。     

孔子孝道思想初探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的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当注意到在孔子思想中“孝”与“忠”与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的孔子形象建构

西方对孔子的认知和形象建构是近代中西/中德文化互动感知的重点之一。除了西方学者基于研析儒学典籍对孔子形象的学术性建构，19世纪接踵来华的德意志人以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观察与书写，为德意志公众拓宽了认知孔子、儒学和中国的新视野。受书写者多重身份和利益向度的影响，他们在认同孔子“伟人形象”的同时，也从总体上将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置于西方文明之下。这种对孔子形象的社会性建构不仅反映了来华德意志人在华殖民主义、文明布道的行动目的，而且也是19世纪中西/中德权力关系的写照。     

论中庸与狂狷

长期以来,中庸被人们有意无意间理解为不思进取、保守无作为的代名词。更为不幸的是中庸还常常被理解为孔子斥为“德之贼”的“乡愿”式的东西。文章认为中庸本来就具有“狂”与“狷”两极有机结合的意义,它是进取的、同时又是坚持操守的。在文学艺术中,坚持创新与继承相结合的中庸原则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也是有益的。     

当代文化情境中的南怀瑾

当代文化情境中的南怀瑾顾晓鸣南怀瑾的著作主要是一种阐释，一种面对新的文化情境和文化大众的释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经过一、二千年的“述而不作”和“一句顶万句”的教训和驯导之后，大多数人不但对先人，甚至对与中国文化学术风格殊异的西方文化，也采取“言必...     

孔子论“明伦”四题

全国所有大的文庙,都以显著地位,悬挂着“明伦堂”三个大字的巨匾。语出《孟子·滕文公》: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孔子的伦理思想是很复杂的,具有进步和保守、唯物和唯心的两重性。“千秋功罪”,很难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伦理思想进步的一面越来越淡化,而保守的一面却越来越突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孔子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代表者,他对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形成,是有历史贡献的。全盘否定孔子的伦理思想,无异于全盘否定我国的古代文化,显然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历史地、辩正地认识孔子的伦理思想,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中华海洋文化的历史及其辉煌成就——从远古时代至公元1433年的考察及评价

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中国文化西来说”、“东夷文化落后论”等陈说,曾严重困扰着对中华文明史以及东亚海洋文明史的探索研究和科学评价。种种观点,无非是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封闭保守、愚昧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十分缓慢,因而在近代被动挨打遂成必然,欧洲则不然,自古以开放的海洋国家占据主层地位,蓝色文化处处领世界潮流之先,因     

儒家“忠”、“孝”观念的现代损益

近代以来,由于限定在特定的君臣伦常中理解“忠”,不顾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特殊意义而否定“孝”,因而儒家的“忠”、“孝”观念受诟病颇多。孔子说“礼有损益”,如果在损益的原则下重新诠释忠孝观念,用“尽己之谓忠”并从“敬”的角度来解读“忠”,用“亲亲之仁”的人性观来看待“孝”,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孝文化的困难,那么,建立在新的内涵基础上的忠孝或可两全。     

孔子仁学管理思想的传统意义与现代价值

“仁学”管理思想，是孔子在弘扬中国远古社会道德统治和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发展的伦理型管理哲学。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礼乐教化、见利思义、选贤任能、博施济众等管理主张，孔子的“仁学”管理思想长期占据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对于国家统治和社会教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２０世纪以来，“仁学”管理思想经过文化批判和反思而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转道，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重视。它所蕴含的超越时代和时空意义的管理价值，对于现代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并极有可能与现代西方管理文化相融合而培养产生２１世纪的新型管理文化     

从过渡走向创新——论《海上花列传》的非故事化倾向

《海上花列传》是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之作，在背离“史传”、“诗骚”古典小说传统的同时，其叙事手法多有创新，表现出明显的非故事化倾向，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有重要的贡献和意义。     

论孔子的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的管理思想，已深深地融入了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渗透到民族的心理、伦理、风俗、审美、艺术等各个方面，因此，要了解中国的国情，要了解中华民族主体的管理住格，就必须了解和研究孔子的管理思想，这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理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孔子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人道感化的心治主义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铁器和牛耕在农业上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幅度地提高，原来“狐狸所居，豺狼所唤”（《左传·襄公三十年》）之野，“蓬蒿蔡老”（（左传·昭公十六年》）丛生之地，逐…     

孔子正名思想探源

孔子的“正名”说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发端于前孔子时代人们对于“名”的深入思考。“名”这个观念受到重视与礼乐文化密切相关,由此,“名”的问题展现为两条进路：一、与名分义相关的政治进路;二、与名声义相关的道德进路,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两个方面。澄清了这个过程,就会看到,孔子正名思想不能简单地看做中国古代逻辑学的起源,而应当看作儒家内圣外王之义理规模的发生地。     

“中庸”——孔子的矛盾方法论

<正> 孔子的“中庸”思想,内容相当丰富。它既有孔子的道德观,也有他的立身处世之道,既有他的审美观,也有他的治国安邦之道。然其本义为何,至今未有定论。我认为,孔子的“中庸”,首先是他的矛盾方法论,其余种种,皆由此生发而来。因此,欲探求“中庸”的本义,须从它的矛盾方法论上去寻根。本文准备从这个角度说点意见,以向大家求教。一孔子“述而不作”,他的各种观点主要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议论和分析而加以阐发的。他的矛盾方法论也是如此。他在谈到古圣尧和舜的贤能和伟大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