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非洲国家对自主解决非洲冲突的探索

冷战结束之后，非洲冲突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冲突多属国内冲突，且具有示范和外溢效应。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在强制和平失败之后，逐渐减少了对非洲的军事介入。由此，非洲国家开始了自主解决本大陆冲突的探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率先开始对利比里亚内战进行了干预，之后对本区域的其他冲突进行干预，对自主解决本区域的冲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非洲联盟成立之后，开始了集体安全的建设。非洲联盟建立了“和平与安全”架构，并提出了“非漠视”原则，认为非洲联盟在特定情形下有权对冲突进行干预。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建设在非洲国家自主解决非洲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成为解决非洲冲突中的重要力量。虽然如此，非洲在自主解决冲突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包括资金匮乏、军事能力良莠不齐、恐怖主义的出现以及外部势力干预。这制约了非洲自主解决冲突的能力。非洲国家在冲突解决和集体安全的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非洲自主解决冲突仍任重而道远。     

试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贯彻的“新安全观”理论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传统集体安全理论的"合理内核"为基础,它不仅与"联合国集体安全理论和机制"具有众多的相通性,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成为越来越多爱好和平国家的共识.这将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和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集体谈判困境的博弈分析

集体谈判是解决冲突的一种重要机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手段和国际惯例,劳动者的某些经济利益可以通过集体谈判而得到保障。现行法律制度下,中国集体谈判的困境是集体谈判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工人的工资、劳动条件等仍由企业单方决定。基于此,依法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改革现行工会工资、经费制度,无疑有助于解决中国面临的集体谈判困境。     

国际组织与集体安全体制的理想模式

国家之间在进行交流、合作的同时,摩擦、冲突、战争也不断产生,安全成为任何国家首要乃至最高的祈求,人们希望通过建立国际组织来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随着集体安全思想的萌动,国际组织酝酿产生。国际组织的发展,使集体安全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国际社会寻求集体安全体制的理想模式也应运而生。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地方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困境及化解

"推进困难"是地方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的瓶颈。博弈论视野下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存在着政府、高校、辅导员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不同利益者的权衡与选择,造成推进困境。化解困境,必须要加快制度完善与机制创新,规范和引导博弈各方的利益关系;强化管理者的理性认识,寻求专业化政策的价值认同;强化激励措施,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海合会集体安全机制的实践、挑战与机遇

1981年,鉴于局势的不断紧张和安全形势的日趋严峻,由阿联酋、巴林、沙特、阿曼、卡塔尔和科威特联合成立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这是该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几十年来,其集体安全机制逐步完善,先后建立了"半岛盾牌"部队,签订了《联合防御条约》与《安全条约》,在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与阿拉伯剧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随着形势的改变,海合会集体安全机制也面临着反恐、决策体制、军事合作等方面的挑战,缺乏地区性大国的主导和各国诉求的差异致使其协调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挑战与机遇同在,海合会仍将在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战后国际安全观念和安全机制的演变

战后国际安全观念和安全机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安全观念出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新的安全观的结构性变革，与此相适应，国际安全机制先后出现了集体安全机制、共同安全机制、合作安全机制等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不同类型。中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并倡导的普遍安全及机制既涵盖了上述各机制合理内核，又克服了其中的不足，是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种可靠选择。     

社会转型期功能性集体行为的原因与控制

我国社会转型期功能性集体行为,是转型期社会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的表现.具体来说,一些社会群体和个人的非公正性利益受损,是转型集体行为的根本原因.主要有制度更替过程中的矛盾与失调、政策与决策的失误、权力腐败、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等所造成的非公正性利益受损,致使利益受损者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来发泄挫折侵犯性情感.因此,通过制度建设(包括法制、社会保障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破除等)实现社会公正和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阀机制,是集体行为控制的根本措施.     

论国际体系的转型与东亚地缘政治困境

21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环境趋于严峻:单极格局的衰落催生出新的国际格局,国际新秩序正在形成,全球权力重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世界格局动荡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环境,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面临着三大困境,即"大国困境"、"邻国困境"和"同盟国困境"。东亚安全困境的出路在于如何将过去的"适者生存"的竞争模式转向冲突较少、更加睿智、更加合作的"智者生存"的合作模式。兼顾区域各国的不同立场、汇合区域各国的各方利益、尊重各国不同的历史与发展道路、广泛地包容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开辟东亚新的地区治理结构,也许是"21世纪超越狭隘的‘发展’观念的‘和谐主义’的一种平衡境界"。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论集体林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

我国长期以来将集体林地乃至土地的权属性质在立法、司法实践中视作债权,由此引发出法律保障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依据大量调查研究事实,分析了我国集体林地使用权的变动过程及其债权性质的缺陷,论证了应将其确立为物权的依据与意义,并对物权立法提出了若干有针对性的建议。     

联合国与美国关系展望

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单边主义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造成重大破坏 ,联合国前景不妙。但是美国今后毕竟无法绕开联合国。联合国也必须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 ,厉行节约、发挥自身“软制衡”作用 ,吸收更多非政府组织 ,形成“全球治理” ,以及推进安理会改革等措施努力减轻来自美国的束缚 ,进而对其产生强有力的制约作用     

冷战后欧洲安全的新特征——安全治理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欧洲的安全结构,它标志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也标志着欧洲两大阵营军事对峙的结束。然而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欧洲安全问题的解决。与此相反,欧洲面临的是更分散、更无形的安全威胁。安全治理成为应对新时期欧洲安全挑战的一大创举。当前,欧洲安全治理呈现出区域性组织主导、多种行为体参与的特点,欧洲安全的有效治理有赖于欧洲主要区域性组织的合作与协调。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理解、共识以及智慧和创意,将为"东亚三国集体结构"提供现实性基础.     

哈贝马斯集体认同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哈贝马斯的集体认同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哈贝马斯阐明了现代社会集体认同的规范内涵;在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中,他进一步提出"宪法爱国主义",以代替具有危险性的民族主义;90年代,通过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他对先前的集体认同理论进行了某些调整,从而在其理论框架内包容社群主义的合理诉求。哈贝马斯的学术特点:坚持现代性规范核心,在与其他学派、观点展开争论的同时不断丰富和深化自己的理论。哈贝马斯的集体认同理论对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国来说,有着很好的启发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的历程、课题与动力——一种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审视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地区化趋向,安全研究随之开始从“全球层次“向“地区层次“转移,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正值此时产生。这一理论开创性地构建了一种针对地区安全研究的新范式。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冷战后亚洲地区十分典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它的创建动因、功能结构与动力基础,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审视,主要源自复杂的边界问题、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与挑战、大国势力的渗透与博弈以及地区规则与地区认同的建构。上海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与功能扩展,主要取决于区域内国家间经济与防务领域的合作深度以及相互之间集体身份的建构程度。     

商会的产生机理:一个利他主义的解释

对于只提供集体公共产品的商会来说,如果行业内的企业都是利己主义者,且加入商会完全自愿,则"搭便车"的行为会使得集体行动无法实现,商会的发生机制亦将成为难解之迷。假如行业中存在利他主义的企业,其利他行为将使其他企业意识到行业的共同利益,从而抑制各自的机会主义倾向。利他主义者的存在起到了一种"凝结核"的作用,他们除了付出物质上的代价去增进行业的共同利益外,还会付出时间和精力去游说其他企业,推动行业的集体行动。多数行业的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企业规模参差不齐,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对于通过集体行动来获得合作剩余有着更强烈的需求,为了增进自身利益和整个集团的利益,这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会成为商会的发起人。     

论我国集体所有权的法律完善

我国的集体所有权制度是特殊时代的产物。目前,我国的集体所有权存在以下弊端混淆了所有权与所有制的关系;集体所有权的性质模糊不清和主体名不副实。我们应当在参考俄罗斯民法典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集体所有权。     

多重视角:东亚"安全复合体"概念所面临的质疑和挑战

近年来,有些学者依据“安全复合体理论”的相关概念体系,认为东亚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安全复合体”。但本文认为,无论是从概念视角抑或从战略与文化的不同视角分析,把东亚称为“安全复合体”还有欠考虑。推进本地区的协调与合作,决不能仅凭一厢情愿的理想和激情,更要认清并基于本地区潜在的冲突因素或显在的矛盾现实。     

中美两国安全观的差异及影响

安全观的发展变化同安全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政府的安全观从旧的具有"冷战思维"的安全观转变到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美国政府的安全观也从单一的以军事联盟保卫本国的"绝对安全"转变到以军事联盟为主,以地区安全合作为辅的安全观。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观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中美相互对外政策的制定有着直接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