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与奠基:孙中山对广州国民政府组建的历史贡献

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高潮中,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亦称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虽然孙中山直至临终之时也没有实现建立广州国民政府的夙愿,但是,他为之进行了艰苦的谋划与组建工作,为后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     

道德的民主化启蒙——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道德的民主化启蒙是18世纪启蒙运动重要论题。对此,哈奇森、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做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启蒙与理论思考,在道德主体问题上,这一群体立足于新兴商业社会,将致思的重心转向大多数的普通个人及其行为,扭转了长期以来道德精英化的取向,推进了道德主体的平等化。在道德认知与认同问题上,他们纠偏了的道德理性主义阴霾,充分肯定了情感在道德认同中的地位与作用,促进了道德认知的大众化。在道德的属性与规范要求问题上,他们还着力地申辩了与商业社会之时代精神相适应的个体的道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展示了道德现代化的美好愿景。     

论道德权威的证成

当A发布指令让B做Φ,并且该指令直接引起B负有一种道德义务去做Φ时,A对B拥有道德权威。道德权威的证成有赖于适用于服从者的一个先在的背景义务;根据背景义务的不同性质,道德权威既可以被工具性地证成,也可被非工具性地证成。当服从者负有自然义务,且有充分理由相信权威指令能帮助服从者更好地履行自然义务时,工具性道德权威获得证成;就此而言,约瑟夫·拉兹关于权威的“常规证成命题”过于宽泛。另一方面,当服从者对另外一个主体负有特殊义务,为履行义务又必须遵循该主体之指令,且该指令既非不正义又不超出服从者能力时,非工具性道德权威获得证成。     

对道德基础的追问——从康德谈起

道德基础追问的过程,也就是道德奠基的过程.道德奠基有两种基本的思路:一是先验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解决的是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一是经验的历史生成的奠基,解决的是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思路中,道德奠基于人的实践理性的善良意志基础上;在历史生成的思路中,道德法则的原始发生源于人们的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需要,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渐生成的.两种奠基方式又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     

道德价值奠基:人性论路径及其分判--以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为例

一般说来,哲学家们以人性论为道德价值奠基,人性论的路径决定着道德价值的发生和成型及其最高形态.荀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采取价值论的人性论和结构论的人性论,并且这也是中国和西方的人性论的两条不同路径.由于持性恶论,荀子认为道德教化的任务就是积伪成善以化性,而且善的制度环境和价值系统来自人性外部--圣人的制作,因而特别重视"礼"的规范,教化的最高境界是"全"、"粹";由于持结构论的人性论,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化的任务是促使心灵的各成分把自己的功能发挥到优秀状态,让理性与情感、欲望相互涵容、化通起来而成伦理之德,并且认为这有助于整体生活之"好"--至善,从而获得道德价值,其最高境界则是理智自身功能的发挥(自己思考自己)--沉思,这是最自由的活动,是最高实践,也是一种至福.解析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这一个案,有着普遍性的价值哲学意义.     

劳动权的基本人权证成

人权需要证成。本文通过逻辑证成的方法确立了人权的理论渊源:劳动赋人权,并以此为基础论证劳动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从而为厘清劳动权与人权的源流关系提供一个印证。     

理性、情感与道德区分——兼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情感主义学派的论证及意义

古希腊的伦理学是理性主义的。然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对理性在道德区分中的地位开始了怀疑,他们认为理性自身不是实践的。从哈奇森到休谟,都对情感在道德区分中的决定地位给予了论证。这可以看成是对伦理学的重新奠基,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整理、检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的问题,不仅对于西方哲学史、概念史以及伦理学发展史有必要,而且对反思中国的伦理传统和当下道德生活的建构都有裨益。     

行政协商制度的合理性证成

行政协商制度作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建构的基础模式之一,是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变革,在体现协商民主理念的同时,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吸纳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论证规范路径的可行性分析,旨在证成将行政协商制度引入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等行政程序中的合理性,由此建立起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理性交往的桥梁,实现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证成转向与多元社会的隐忧

伴随西方社会进入多元社会,以同质性为前提的同意理论与合法性的政治评价标准被学者们抛弃,"如何合法化一个国家"的问题被"如何证成一个国家"的问题所取代,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发生了一种证成转向。证成转向在形式上表现为用公共协商取代多数决定,其实质则是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权力再分配,即在多数掌握了强制权的条件下,因多元社会的形成而沦为少数的主流群体试图通过掌握话语权来抗衡多数,来继续维护其对社会的控制。就此而言,证成转向反映了西方主流群体对多元社会的一种忧惧,而这种忧惧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多元社会中究竟需要政治同化还是政治进化的问题。     

经济的道德本质之本体论诠释

如何理解经济本质是关系到经济伦理学成立与否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只有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解读经济的道德本质才能取得认识的实质性突破.但是,经济道德本质由于利益分化、阶级存在以及其他复杂的原因而遭到异化.因此,经济的道德本质的回归,不仅需要范式转换,更需要从道德资本、道德生产力和道德竞争力等三个层面进行实践性介入与展开.     

孔多塞与启蒙时代的妇女观

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就妇女本性、社会地位、教育以及婚姻和家庭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辩。孔多塞有力地介入到这场争论中。孔多塞是人权的有力倡导者和捍卫者,信奉自然权利学说,认为自然权利适用于所有人,指出妇女应当拥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积极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担任公职、平等受教育以及家庭和婚姻上的平等权利。他的女权思想是对妇女运动的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贯彻落实《决议》精神,加强和改善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牢记初心使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创新发展;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锻造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探索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和经验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的道路上必须坚持和弘扬的。     

现象学与科学基础之奠基

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理想是指导和规范纯粹科学的探究,但哲学的历史发展却无力完成严格科学的要求,理性知性化彻底动摇了它们赖以奠基的整个真理的意义或存在的意义,使欧洲科学陷入了危机。胡塞尔致力于把先验现象学建立成一门对其他具体科学具有“奠基”作用的本质科学或观念科学,即用一个“系统完善的理论统一”为经验的、事实的科学提供最终的依据。     

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法律与道德——哈贝马斯的商谈视角

哈贝马斯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论证是在他的商谈原则框架下做出的。虽然哈贝马斯是一位康德主义者,但他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继承是继承了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而非道德优先于法律的道德基础主义。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商谈原则的平行关系而非法律以道德为基础的等级关系。     

休谟与启蒙运动——基于《人性论》引言的思想史考察

当前对休谟的研究常把他和启蒙运动相隔裂.通过对休谟代表性著作《人性论》引言的分析,可以发现他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共享认识世界的“力学模式”和实验方法,都试图将当时在英格兰兴起的“自然哲学”应用于人类境况,都致力于用对人类生活有用的经验研究所产生的新理论代替传统形而上学.同时,休谟对经验主义方法自身的局限有着更为健全的认识,主张在经验和可观察现象范围内的实验方法.这一认识在我们反思启蒙时极富价值.     

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

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从属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他在五四时期结束沉默,加入新文化人的启蒙呐喊,不是对早年立人思想的回复,而是对新的启蒙课题的重新认同,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鲁迅从早年的立人思想到五四时期对思想启蒙的重新认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启蒙的根本目标由民族自救转变为民主追求,启蒙的中心任务由改造国民性转变为道德革新,启蒙的基本手段由引进西学转变为反传统。     

批判与回应——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宗教

对于传统信仰及其功能、组织的批判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尤其是法国的战斗无神论者们着力的重点。通过对启蒙人士批判宗教角度的逐一分析,揭示欧洲启蒙运动中这一批判的成果与意义,并以传统信仰方面的回应与发展为警示,省察新的理性与宽容的必要性。     

变迁中国家治理模式的类型分析及其启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组织经历了重大的变革,治理成为许多国家改革的新趋势。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家治理模式的4种类型,即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式政府和解制式政府,其治理精神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和治理模式的创新,包括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建、政府结构的优化以及政府运作方式和过程的创新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转型期俄罗斯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及其启示

本文以政治发展模式为切入点，对转型期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模式和权威政治模式进行了分析，并据此得出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