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视阈下的当代中国公推公选制度发展研究

公推公选制度与科举制分别是我国不同时代的选官制度。公推公选制度是适应我国当代政治环境的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它是对古代科举选拔官员制度的继承与发展。通过对科举制度优缺点的分析得出一些方法,以期推动公推公选制度的完善。     

浅析科举制度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

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控制制度。它有机地将士人的理想和统治者的需要结合起来,为统治者控制士人思想提供了有效途径。考试科目和内容的官方设定是统治者利用科举制度控制士人思想的主要手段。科举制度还是古代学校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制度保证,它甚至对普通民众也间接发挥了意识形态控制作用。     

科举考试与日本

作为东亚科举考试文化圈的一员,模仿唐朝制度的日本科举考试经历了古代的贡举制、江户后期的"学问吟味"与明治初期的"进士及第之法"提案三个阶段.但是,受到政治体制与历史条件的制约,日本的科举制度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出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功能.贵族色彩浓厚、注重汉文"素读"的日本科举制度只是游离在政治体制的边缘地带,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文化传承与教育普及的功能.     

道统指导政统原则及其在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关于知识分子制度化参政机制的讨论

道统指导政统是中国自春秋时期就形成并主导之后历史的基本政治原则。落实这一原则,就需要以接近天道的儒家价值为标准,对探究和实践道的士人进行判别和选拔。历经察举、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传统中国选拔士人的制度不断完善,并最终通过科举将考试前置,排除了任何"初选"制度,使所有士人都能平等地进入公职的选拔过程,并在担任公职后对政绩进行考察,使道统指导政统的原则得以基本实现。这一原则及其制度在今天仍有其意义。     

陈夔龙科举观考述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观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看法.陈夔龙是清末贵州籍进士中的国家重臣,深受科举教育影响,他亲历清末科举革废之变,反对科举革废,对科举制度高度认同,综观其一生与科举相关的言行,可以看出:陈夔龙认为科举考试神圣非常,科举制度是立国安邦的根本典章,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他高度认可科举制度在教育、选材等方面的功能;认为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严谨而规范.     

科举制度再思考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盛行于唐代,历两宋、明、清,前后持续实行了1300多年。实行公开的竞争考试,择优录取,这是中国古代官吏任用制度的一大进步,对选拔官吏、加强封建国家职能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科举制度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至明清时期日趋僵化。一、科举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科学制度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隋朝以前,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秦朝的军功爵制、两汉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度,这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以宗法血缘关…     

清代武举外场考试述略

武举,又称武科,是中国古代为选拔武艺人才而设置的考试科目.清代干顺治二年开设武举,逐渐形成了固定的考试程序.外场考试内容方面增设"技勇"项目,考核的主要器械为弓、石、刀.清代武举制度丰富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为清朝政府和军队选拔出大量的军事人才.但近代以来在保卫国家的战争中与国外列强在军事领域的较量,也暴露了武举制度的弊病.研究清代武举外场考试,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脉络.     

明代选举制度与八股文的文化职能

随着科举制在明代选举制度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作为科考首场考试内容的经义、四书义,即后世所谓八股文,遂成为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依据.然而,八股取士却不尽符合执政者的用人理想.实才、德行与文艺:实才需要借助庶吉士制度和进士观政制度加以培养,德行也只能落实为对儒家经典知识的熟练掌握;而士人对经典的解读又有严格的限定,则真正在选拔过程发挥作用的只有文艺而已.而八股文最重要的文化职能--控制和引导士人意识形态的作用,实则实现于八股文成文之前,亦即士人们潜心研读四书、五经的过程中.     

论历史上科举制度在国外的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历史上对国外如日本、朝鲜、越南及西方文官制度之建立均发生过重大影响     

需家对科举的批评与科举存在的因由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取士制度,但是它与儒家传统的以德取人的原则却有着尖锐的矛盾.为此,历代儒家对它都有尖锐的批评,并设想以荐举取代科举.然而科举并不因此而被废止,在隋唐以后沿用了一千三百年.本文探讨了其中的原因,认为科举虽然有轻忽德行的弊病,但它却有荐举制所没有的社会公平性.深入分析这一问题,可以给我们许多历史的启迪.     

明太祖的经学政策

明太祖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的同时,在经学领域施行一系列经学政策.他重用儒生,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重视经书,同时加强经学教育,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作用;颁令八股取士,尤其重视程朱理学的作用,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从而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明太祖重视儒家经学,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对于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有明一代王权统治的根基.     

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的个人准备

唐代经师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年少时期的求学举第为编修《五经正义》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他任职受封成为主编《五经正义》的身份准备。他从事的讲经、论难、编书活动为《五经正义》的编修作好了充足的过程准备。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试论隋唐时期《论语》学衰落的原因

隋唐时期,《论语》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前代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在统一经学的旗帜下,统治者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鼓励诵读的科举制度以及以古为上的学术观念,限制了经学的发展空间;崇道尊佛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经学的地位。如此的学术观念,如此的考试制度,如此的宗教政策,奢望儒家学术有大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经学衰落了,《论语》学也衰落了。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科考时文“以古文为法”与古文之复兴

时文"以古文为法"肇始于宋代科考改革,并成为科考制度下历代士子的共识.这种时文法古思潮和创作实践成为古文得以复兴与繁盛的最根本因素,尤其是适应于应试技法的实际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古文文法的探讨与总结,促进了古代文章学的兴盛.尽管科考时文屡遭历代学者文士的诟病,但倘若没有科考时文实际需求的催动,古文的复兴与繁盛将会较为滞后.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谶纬与两汉经学

成于秦汉之际并盛行于两汉的谶纬是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的,它通过附说儒家经典而获得封建统治的欢心和认可.在谶纬的形成及盛行过程中,谶纬与经学之间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并非单向的而是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谶纬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以达到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经学又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谶纬以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实际上都不排斥谶纬,相反,谶纬还成了缓和二者间矛盾的调停者和平定经学异说的最高标准.     

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四书》与帝国社会政治秩序

作为儒家经典,《四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首先强调个人修身,逐步推己及人、推己及家,在家庭内部实现以孝悌支配的理想秩序,进而将家庭秩序上升到国家秩序,主张以伦理道德规范社会政治。《四书》描绘的"修齐治平"秩序构建路径,为秦汉之后的帝国所不断效法。帝国现实的秩序在阶级结构上主要分为士绅、农民、商人,他们的行为规范、价值依归等遵循的都是《四书》中所展现的儒家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在帝国兴替之际,《四书》所主张的秩序理想又为帝国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合法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