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及其局限性

明代进士登科录作为记载明代科举考试的原始文献,在订补明代进士出身的人物及<明史>、<明实录>等史料方面具有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同时,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利用过程中应当扬长避短,并注意利用其他文献进行综合考证.     

儒经在俄罗斯的译介及其文化意象

俄罗斯的汉学和中国学自18世纪初以降已历时近300年。俄罗斯的儒学在20世纪以前以对儒学经典的译介为主。直至20世纪初进入研究阶段,波波夫被视为俄罗斯儒学研究的奠基人。儒经的文化意象则由于不同的历史时代经历了由对人类价值共性的道统探寻到当代对团体及国家、政府及人民互动原则的政统关怀。     

曾国藩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儒耶对话

曾国藩家族成员作为曾子后裔,一直以捍卫儒学为己任。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基督教却逐渐嵌入以儒学为治家之本的曾国藩家族。辛亥革命之后,曾国藩家族出现了第一批叛教者,他们背离儒教,纷纷受洗入教。他们利用自身扎实的儒学背景,使得曾国藩家族内部出现儒耶合流与互补的现象。此举既是基督教本色化的表征,更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性尝试。     

明代科举与教育一体化对其政治风气的影响

明代为了协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使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二者浑然一体,难分难解。明代的政治风气,是与明朝的王权政治相联系的,科举教育一体化对于巩固明代王权政治有着很大作用,但是由于王权政治本身的弊端,科举教育一体化的弊端无法最终克服而导致政治文化走向没落。     

唐中后期的官僚家族与科举——对孙逖家族的一种考察

对唐代孙逖家族的深入细致考察,使我们注意到唐代官僚子弟的入仕方式在元和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制举与门荫结合转向以科举进士为主。入仕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激烈的圈内竞争,加剧了官僚阶层的变动,导致唐代中后期新兴官僚家族在思想观念上呈现出向山东旧族价值观靠拢的倾向。两者从最初的矛盾、冲突、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代表了士人向官僚转变的最终完成。     

明代社会与文化的演变

明代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在正德前后明代社会、文化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色,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开始出现转向,诸如社会流动的加速、朝政的宽大与舆论空间的扩大。一至晚明,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思想、文化更具“活力”与“多样性”,进而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     

儒士与儒教士: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探究

对于"原儒"工作,"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研究具有新的意义。"儒"经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诞生。"儒士"为"志于道"的"传道者"。汉以后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担纲者,是自觉地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神义论和道义论证明并致力于政教实践的新型儒者,与"儒士"存在着身份和精神类型的差异。"儒教士"的精神类型,体现为"神义性"的天命信仰与"道义性"的圣教观念的结合,并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加以调适。"儒"之历史性与差异性的问题是西方学界近期研究的热点,笔者做出了批评性的回应,并对"儒"之身份的区分及其译名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女性个体书写——论严歌苓小说中几位女性形象的思想文化内涵

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大都具有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性格特点,也就是既具有传统儒家文化里中国女性温柔、顺从、忍耐的特性,也具有基督式的牺牲、宽恕和博爱精神,而且这两种性格特点是完全“融合于血液里”、难分彼此的.这一特征在她的《少女小渔》、《扶桑》、《金陵十三钗》几部小说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使得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内涵更为丰富、复杂,也更为动人.严歌苓小说中女性人物身上所表现的单纯、善良及美好人性,对于人们反思当下社会中堕落、阴暗、污浊的人性很有现实参照性;她塑造这些人物所采用的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互补共融的思维方式,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科举与社会分层之相互关系——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

以明代科举制为例,文章从科举的内容、影响范围和考试程序三方面的分析入手,探讨了科举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认为科举不但不能消解社会等级阶层,反而会以其极强的操作优势成为维护既有社会分层秩序稳定性和柔韧性的最有效方式。     

吴越国宗室述论

吴越国宗室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宗室治州,控制地方上,钱氏宗室因此成为维护王权的重要支柱。钱倡导的儒学家风使宗室关系亲睦和洽。宗室的自身变化表现为具有趋势意义的文人化。钱氏宗室的特征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吴越国稳定政局与完成体制转换中,钱氏宗室起关键作用,从而对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科举对阅读活动的影响

明代科举制度的鼎盛和完备,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社会的读书热情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给读书治学、乃至学术文化的发展带来许多不良影响。在这种双重作用下,明代社会也出现了无数个不为名利、一心于圣贤之学的杰出读者。     

试论清代前期科举回避制度

清代前期有空前严密的科举回避制度。其中 ,地区回避主要是 :某省籍贯官员回避该省乡试 ;官员籍贯在邻省三百里以内区域者要回避邻省乡试。江苏 (或安徽 )知府等以上官员籍隶安徽 (或江苏 )者 ,如下属主持江南乡试或阅卷 ,其子弟、亲族回避江南乡试。陕西与甘肃亦照此办理。顺天乡试同考官 ,南方人一律回避南方考生的试卷 ,以此类推。亲族回避规定 :和考官有某些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回避乡试。在工作回避中 ,内、外帘官之间互相回避 ;关于考官子弟是否回避该次考试 ,在雍乾之际制度出现了一些变化。清前期科举回避制度极大地减少了科场积弊 ,这是封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但仍然有着难以避免的漏洞和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明代书院举业化探析

自书院诞生之日起,其与科举的关系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众多书院一直游离于科举之外。及至明代中后期,书院与科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随着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书院的举业化程度也日益加深,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其身上原有的光彩也因此而日渐黯淡。     

论宋代科举户籍制

宋代科举中有一不为人注意的辅助制度———科举户籍制。宋代科举强调应举者须有户籍并自本贯应举 ,对户籍的审查、认证、确定有一整套规定 ,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作为科举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户籍制维护着科举质量和选拔程序 ,并在制止种种冒贯应举弊病中不断完善。科举户籍制也是宋代户籍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施过程中促进了户籍制的发展 ,并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宋代户籍制的奥秘。     

《登科记考补正》新增进士史料辨析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书增补进士时存在对徐松《登科记考》的史实错误未予纠正、解读墓志史料不够严谨以及仅以方志为史料依据确认进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登科记考》中遗留的一些进士身份真伪问题没有能够解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的错误。     

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

明代宗族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徽州,当地兴建宗祠相当普遍。嘉靖十五年祭祖今为徽州宗祠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徽州宗祠祭北始迁祖的兴盛还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有关,元代徽州学者主张祭礼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明代徽州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     

赵孟頫仕元问题三论

以书、画、诗、文闻名于世的赵孟頫,因以宋室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而备受争议,关于仕元也一直是其研究的焦点。本文结合赵孟頫《松雪斋集》及其经历,对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提出异议:赵孟頫是贰臣抑或逆子?赵孟頫是主动出仕还是被动出仕?赵孟頫力求外任是甘于淡泊还是无奈的选择?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

明代东莞共考出举人529名、进士76名,在广东各州、县排名中皆为第四;考出庶吉士6名,与南海县并列第三;六次摘取解元桂冠,在各州县名列第五;还出现了18个三代之内至少产生了两个以上举人的科举家族,排名第四;另外,东莞举人在明代初期、中期和后期广东举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了科举实力的不断加强。明代东莞科举群体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在任官行政、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