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幕府文人集团及其文学活动

汉代幕府制度的变化以及将军对文人的器重与赏识,使得幕府成为文人的一种重要入仕途径,于是幕府文人集团逐渐兴起。汉代著名的幕府文人集团有窦宪幕府文人集团、邓骘幕府文人集团、梁商幕府文人集团、梁冀幕府文人集团、何进幕府文人集团等。幕府文人在承担军府各类军政文书之余,还不时撰文作赋,为幕主唱赞歌,幕僚与幕主之间以及幕僚相互之间常有书信往来。汉代幕府文学奠定了幕府文学的基本模式,对后世幕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汉代政治文化与文学观念的嬗变

在汉代,随着政治文化的发展,政治功利文学观、娱乐文学观、抒情文学观呈阶段性发展。三种文学观以文人对政事的积极参与和统治者借文学以资娱乐为桥梁交融互渗。     

"《诗》以正言":汉代诗学的精神旨归

汉代的政治是儒家的政治,汉代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汉代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因此,汉代的诗学注定带有儒家士人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大汉天声的精神气质、文质彬彬的君子精神,所以,继承周秦的文化传统,展现大汉的文学风采,成为汉代博士文人热情拥抱的精神使命:"<诗>为天下法"、"称<诗>以谏"、"赋以讽谕"等等之诗学阐释,必然使汉代文学带有实用主义特点.     

再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

汉末延康元年九品中正制创立时,仅针对在职官员;曹魏时期中正的评价仅限于在职官员与进入选举程序者,并存在着两种话语系统;中正之"品"在魏末分化为"官品"与"资品",是晋初上层子弟起家"官品"与"资品"之间围绕四级级差上下浮动的原因。曹魏是"士族"社会的孕育时期,关于该制度在这个时期实施情况的传统观点有不少可商榷之处。     

“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

经过长期发展,汉代士人群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经学士人居于统治行列的上层,上层文士虽然与经学士人有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已完成经学化改造,与经学士人一道成为维护上层统治的政治力量。"鸿都门学"蕴含着阶层变动的历史背景,一向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下层才艺之士借助汉灵帝及宦官的势力得以封官拜爵,大量地进入到素来被士大夫所把持的统治者行列。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传统的士人群体构成格局,各层次人群激烈的斗争,带动了各文化势力的变迁升降。这一历史变化对曹魏文人、文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     

历史本真与士人心态──《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史意义

《古诗十九首》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使诗歌开始成为文人士大夫抒发人生情感、体验生命价值的重要方式。     

1949-1976年中国大陆的文选运作与文学生产

1949年以后的建国初期,不同的文人集团就尝试通过文选运作来清理新文学史,最终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形成了将左翼文学尤其是解放区文学树立为文学正典的格局.政治意识形态也同时通过文选运作介入文学现场,调控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工农兵创作选本和青年创作选本被有组织地大量推出,成为重组文坛的利器.而同一时期由权威作家、学者操持的个人化选本却寥寥无几,满足读者趣味的市场型选本也不多见.显然,政治机制排斥了学术机制和市场机制,主导着这一时期的文选活动,也主导着文学的发展格局.     

新文学激越因素的形成与延变——以明代文人集团与新文学社团之关系为考察点

本文试图从明代文人集团与新文学社团的关系,来阐明明代文人集团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与新变因素在新文学社团中的延续、影响和关联,并把形成中国新文学的独特文化、文学性格,文学格局,以及文学制度、文学风貌等激越因素放到这种关系中来考察,从而对新文学的内涵给出更为丰富的分析和评价。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     

从“玉门关”意象看清代文人的西域情怀

"玉门关"本是汉代设立的关隘,汉唐以来,却携带着班超"生入玉门关"之个人凄苦感与王之涣"春风不度"之地理荒蛮感而成为历代文人吟咏不息的文学意象。清代以来,在国家统一的时代命题中,清代文人以远迈前人的豪气,以亲履西域的现实体验感赋予"玉门关"意象全新而丰富的内涵。本文对此作一探析,以期窥探清代国家统一背景下文人的西域情怀。     

年谱的编写与地域文学研究诸问题——兼评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涌现出不同的地域文人集团和地域文学流派,或乘弊而起高张旗帜,或意气相投结社吟唱,或标新立异鼓荡风气,甚者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不管是出于感性兴趣还是偏重理论阐释,这些地域文人集团和地域文学流派之间往往都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影响着一个时期的文学生态构成,也左右着其时文坛发展的整体走向.     

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元朝与高丽国的藩属关系决定了高丽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较强的高丽本位意识.本文以高丽最重盛名的文人李齐贤为例,通过对其诗文著述和政治经历的考察,认为高丽文人普遍在政治上以特殊的陪臣心态坚守民族本位,思想上既接受儒家传统立场又强化家邦意识,文学创作上则在立足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本土观念,从中可以窥见高丽文人面对中原王朝的特殊心态.     

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唐代御史制度是一个注重文学的职官体系,《文苑英华》《全唐文》中收录的御史授职制诰达百多篇,显示出唐王朝对御史任职资格中文学的基本要求.唐代御史的任职制诰中主要包含好儒、尚文、吏能、重德四个方面的标准:儒求经济、文尚词藻、才重吏能、行崇正直,它全方位考察文人在文、儒、吏、行、法诸方面的综合素质,赋予了唐代文学和文学家御史重大的政治使命和责任.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强调的“文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对传统士人知识结构的全面要求,是唐代文人人格修养的综合体现和行政能力的具体实践.它不仅引导唐代文人的为学、做人的方向,确立文人的政治奋斗目标,而且还使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更契合于现实人生而大放光彩.     

建安诗歌民歌化探索

在中国诗史上,文人诗歌同民歌结合得最为紧密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是汉末建安时期,一个是盛、中唐的天宝、元和时期,以建安时期最为突出。建安诗人从周民歌中摄取养料,更直接地感受着汉乐府民歌的熏陶,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遵循着乐府民歌化路线。从而,具有与汉代文人诗迥然不同的新成就新特点,对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汉文学与楚文学之关系综论

汉文化的胜利是楚文化的胜利。李长之认为：“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①这大体上道出了汉代文化传承实际情况。秦末，陈涉在大泽乡揭开了反抗暴秦的序幕，并建立了号为“张楚”的第一个农民政权，稍后，项羽、刘邦集团──以楚人为主体的政治集团将推翻暴秦的起义引向深入。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着楚文化由地域性的文化走向全国。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虽然承认楚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哺育之功，但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往往习惯于用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楚辞作品来评估楚文学与汉代文学的关系，这…     

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

曹魏文人对汉乐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接受。从对汉乐府声调、曲名、歌辞接受看,这一文人群体不仅继续沿用汉旧诗、旧曲,亦用汉旧题、旧曲而作新诗;从对汉乐府艺术手法的接受看,他们对汉乐府自结构上模仿、诗句上化用、修辞上沿袭;从对汉乐府抒情精神的接受看,曹魏文人乐府之作不仅与汉乐府抒情基调多有相似、相同,且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有高度认同。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是乐府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转折,其在汉乐府经典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论汉末魏晋诗歌的生命情结

汉末魏晋时期,文人的主体生命意识觉醒,一直不被文学关注的生死问题,已开始受到文人的普遍重视。汉末魏晋文人在死亡的阴影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有关死亡和命运的忧思,他们叹惋生命的无常、伤感人生的短暂、探寻生存的意义、期盼生命的自由律动、悲悯民生的疾苦与不幸……“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于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就充满了一种普遍的生命情结和深邃的生命气息。     

也谈阮籍的政治态度

对于阮籍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他的政治态度。或曰同情和支持曹魏集团 ,“鄙晋”而弃司马氏集团 ,或曰“处处为司马氏着想”“站到新政权一边”。实际上 ,他对两大统治集团都有某种疏离。对于时政 ,阮籍有是非观念与政治态度。却采取韬晦退避的方式 ,将是非与态度隐藏起来 ,在生存夹缝中虚与委蛇。     

文人集团与赋体创作

两汉时期的文人集团以“梁园宾客”与“邺下文士”最为著名。这两个文人集团的形成,固然与政治中心对文人的吸引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中心的主人(梁孝王与曹氏父子,特别是曹丕)不但自身爱好文艺,而且能以较为平等的宾主关系与文人相处,为文人集团的活动提供了较为自由的艺术环境。这种文人集团对文学创作,特别是赋体创作有积极的影响:它保证了审美趣味的丰富性;有利于作家艺术个性的充分展现。另外,它还成为后世纯粹的文人社团或文学流派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