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法律保护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对发挥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优势具有重大意义。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和经济的原因对于此种保护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我们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调查研究表明,造成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保护不力局面的原因既有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也有传统工艺自身局限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观念、立法、政策的不到位。应从两方面积极应对:一是应努力寻求知识产权法对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保护;二是完善和落实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特别法保护。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源的保护

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化的衰退和变异趋势难以逆转。因此 ,如何加以保护 ,尤显重要。当前 ,传统工艺文化资源的开发对工艺文化的保护是把“双刃剑” ,它既有促进保护 ,特别是有利于技艺的持续传承的方面 ,又有不利于保护的方面。即不加区分的、过度的商业性开发 ,是直接导致传统工艺文化衰退、变异、消亡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应该确立有效保护 ,合理开发的原则。现有的各种类型的保护方式仍存在缺陷 ,往往只是一些局部的保护 ,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全局性 ,特别是对其中的无形文化的保护更显欠缺。为此 ,需要加强研究 ,进行记录式保护 ,加紧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 ,确立“分类分层”的保护原则 ,建立“名师 /原产地”保护制度及中国民族民间濒危传统工艺品展销馆等 ,以确保传统工艺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承与保护     

论少数民族人权的法律保护与和谐社会构建

少数民族人权的法律保护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民族问题,不仅确立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制定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护少数民族人权的法律制度.但是,我国少数民族人权法律保护方面也还存在着问题,建立和完善对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社会保障性法律制度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制度,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保护

融合田野调查与学界已有研究,论文探究了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保护中市场实践经验不足,理论研究缺位的问题。基于市场化语境下分析传统工艺类"非遗"的保护,应从发挥传承人文化主体性以促进非遗传承,到保护与开发并举以保障其市场发展条件,再到依托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机制"造血补血"以获取内生发展动力,进而建构一条传统工艺类非遗市场化保护与发展的可能路径。     

略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少数民族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有着特定的内涵和丰富的外延。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有多种多样的价值。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为了使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必须从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加强与国际社会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在分析我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向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近二十多年以来,由于现代化的强烈冲击,国家、社会力量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弘扬,使得当前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呈现出有复兴、有变异,同时也有衰退的矛盾状况.因此提出正视衰退,鼓励和引导变异,以促进我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全面发展的建议.     

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保护

联合国建立以后,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权文件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作出规定,但这些国际文件都不能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向重视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国家在不违背国际义务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实际,在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对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作了具体规定,使我国少数民族的人权得到真正保障。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之构想

城市化对少数民族以文物为主的物质文化和以体现价值观念为主的非物质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保护与发展,以及其与民族社会城市化的遥相呼应已经成为城市发展进程中急需解决的重点问题。在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法律建设中,应注意到对其法律保护内容的全面性、渠道的多样性和定位的时代性特点。     

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拥有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传统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在保护与传承方面存在被忽略的现象,其发展面临困境。如果再不予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在现代社会就会逐渐衰落,甚至濒临消失,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新疆达斡尔族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以塔城阿西尔达斡尔民族乡达斡尔族传统工艺为例

新疆达斡尔族是1763年由东北西迁至新疆进行戍边的达斡尔族的后裔,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其传统工艺是记录该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新疆塔城阿西尔乡达斡尔族有着丰富的民族传统工艺,它是无可替代的宝贵文化遗产,应保护并传承下去。虽然政府与民间已经意识到保护民族传统工艺的重要性并为此作了很多努力,但是保护与传承现状却不容乐观,很多民族传统工艺都后继乏人、濒临失传,甚至有一些已经失传。其保护和传承不是一个部门或文化组织可以解决的,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本民族民众的参与非常重要。文化自觉在传承和发展中是基础,只有相关政府部门、民间各组织与个人共同努力,才能使新疆达斡尔族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人类学视野中的“仪式”与“文化展演”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得风起云涌之际,人们日益发觉,许多传统的民间活动都已“旧貌抉新颜”,尤其是一些古老的宗教活动所发生的本质性蜕变尤为令人瞩目,它们正从一种传统的“仪式”渐变为一种为权力所操控的现代“文化展演”。作为一对水乳交融但又截然对立的文化形态,仪式与文化展演本身究竟有着各自怎样的结构程式、功能意义及逻辑秩序,二者之问又是如何相互关联及相互转换的,本文通过对仪式与文化展演的相关人类学理论的探讨、评述,以期对这些问题予以探究。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高度——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这是人们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性,同时对自己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反思及寻根的结果。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是不同国家＂文化自觉＂的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的文物,它首先是一种观念,是一种认识,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意识形态是流动的、变化的和活态的,严格说它不是遗产,也不是过去了的产物,而是还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去认识它,纪录它,研究它,传承它,发展它,并让它成为当今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基础,以及当今文化创新的资源,成为中国＂文化自觉＂中的一种教育方式,那么有关它的保护工作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起点,也可能成为中国创意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

北京地区地下文物历史悠久、埋藏丰富、分布广泛,是地区文化特色、文明魅力和软实力的深层物质载体,是彰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建设＂人文北京＂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破坏情况仍很严重,工程建设已成为地下文物破坏的主要形式。必须把保护地下文物提高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层次,从健全政策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宣传教育等方面切实采取措施,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使北京市地下文物得到长期有效的保护。     

羌族“释比”的传承和谱系研究

“释比”是羌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在羌族人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精神领袖的角色，是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对象。在对羌族“释比”的来历和社会角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论述了“释比”的传承过程，并首次对其谱系展开研究。     

“保护”与“创新”、“引进”与“输出”相结合，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一个国家的崛起,在于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而综合国力的提升,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发展。只有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发展,国家才有可能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的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应该处理好“保护”与“创新”、“引进”与“输出”的关系。     

浅析《老残游记》叙事视角的文化涵义

晚清小说中出现了大批不同于传统叙事风格的新作品,这些作品在不同的叙事向度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老残游记》作为晚清小说的顶峰之作,其文本书写模式值得深入探讨,其叙事视角的复杂性,在当时小说文本中具有代表性。《老残游记》运用的视角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一种＂有限视角＂模式,但＂视角越界＂现象也存在不少,对这种＂视角越界＂并不能武断地进行否定,而应该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对其进行深层的探究。     

作为审美对象的“他者”

分析作为审美对象的“他者”,提出其审美形态为“传统审美、泛审美,非审美,审丑”。通过对四种审美形态的分析诠释出他们的文化观念分别为：“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解构了“中心主义”的审美标准;解构了“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消解“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并指出“审丑”具有“批判意义”,“审丑”不是“表现丑”。     

从村寨空间到村寨博物馆 ———贵州村寨博物馆的文化保护实践

贵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方面进行了许多本土化的探索，“村寨／露天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以村落为单位的文化保护实践，与后来从国外引进的“生态博物馆”以及目前国家所倡导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有许多相似之处，基本把握住了文化保护的主体性。对这一已有20多年时间的文化保护实践项目的样本考察表明，村寨博物馆其实也是一种新农村建设运动。当一个传统的村落空间被置于博物馆话语之下时，村民便开始了一种“破冰式”的文化传承与文化生产的现代性建构之旅。因此，哪怕是一个目标旨在文化保护的项目。也是一种不同于当地文化的异质文化传通，是一种文化资本与社会力量的介入，它终究成为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甚至成为颠覆村落社会秩序的发动机。     

人类学视野下侗族大歌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侗族大歌＂已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结构框架浑然有趣,多声形态绚丽多彩,合唱技艺出神入化。作为植入民间的多声部歌曲,能够完整保存,这与侗族地区特定的歌师、歌头、歌班、歌俗等传统制度的人类学背景有密切关系。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侗族大歌＂又是侗族传统社区整体＂文化场＂的记录和再现,是活态流动的存在,作为侗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创造而成的音乐文化遗产,它呈现出的非物质性,具有多样性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这些价值与侗族传统社区人群的存在与发展紧密联系,互动互存,从而形成侗族大歌传承与保护的独自特点。文章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侗族大歌＂传统内部的传承保护机制,分析在社会文化生境不断变迁的今天,如何对以侗族大歌为代表的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     

湖南环保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路径

环保产业是未来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它对我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建设"美丽中国"和"绿色湖南"的大背景下,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环保产业对湖南经济发展的贡献,并通过分析湖南环保产业存在的困境,提出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优化路径,对湖南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