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庄子》分篇说今证——兼答一些疑问

船山认为《庄子》内篇当为庄子所作,外、杂篇为后学所作,其中"杂篇"更接近于"内篇",水平高于"外篇"。笔者曾提出道德、性命、精神三个复合词不见于《庄子》内篇,也不见于《左传》和《老子》《论语》《孟子》《管子》《墨子》等子书,但见于《庄子》外、杂篇达36次,也见于《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诸书42次。由此可以推断《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印证了船山的睿智。此说得到广泛认可,但也有个别质疑,近年更有国际学者认为先秦尚无《庄子》内篇。但《韩非子》和《吕氏春秋》已引用《庄子》内、外、杂篇30次。汉初800字的贾谊赋也活用了《庄子》内、外、杂篇的典故21处。各种质疑均忽视了这些事实及其历史含义。也有人对单纯词和复合词在语言考据中的方法和意义全然不解,用任何时代都有复合词和单纯词的现象来质疑笔者的方法,对此,本文也作了回应。     

唐前期西州民间工匠的赋役

西州民间工匠的赋役以役和杂徭为主。官府征发工匠上役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工匠除了在官府作坊中服役外,还被配去充驿丁、烽子等徭役性色役。西州民间工匠还会与百姓一同从事力役性的杂徭,而且也经常被征召杂使。     

河间杂歌的名称释义及文化探源

河间杂歌作为《琴操》中琴曲类别之一,是蔡邕对内容杂乱难以归类的琴曲的总称.杂歌的命名一方面借鉴了汉代文体分类中以杂命名模式,一方面依据汉代琴曲自身的特点.楚地民歌及汉代歌诗是汉代早期琴曲歌辞的主要来源,而杂歌则来源于西汉时期分散在朝廷之外的琴曲.汉武帝时期杂歌由河间献王搜集整理,汇集于斯,流行于斯.蔡邕在杂歌前面冠以河间之名,既源于汉代河间国与琴曲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基于对河间国在汉代独特的文化、政治地位的考量.     

中国古代杂传与小说文体互构的发生及其面相

在传统目录学及知识谱系中看似不相涉的中国古代杂传与小说,在历史发展中却有着广泛的交涉,特别是在文体方面。二者之间并不是仅仅存在着从杂传文体到小说文体的单向承继与影响,而是呈现出一种文体之间的双向互构关系。杂传文体与小说文体之间的互构,是推动二者文体新变的重要因素,是二者文体关系的重要面相之一。因此,厘清杂传与小说的文体互构及其发生,不仅对全面深入考察小说文体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古代杂传文学性与文学价值的揭示与阐释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杂闻在小说创作中的应用——以20世纪90年代几部历史小说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民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拼贴、嵌套进大量杂闻史事,带有鲜明的杂闻色彩.杂闻化的小说打开了民间意识形态空间,扩充了小说的主题涵量,促成了小说在叙述方式、结构特点、语言面貌及整体风格方面的多重实验,也延伸了小说在大众传媒时代的生命力.总之,杂闻引入小说,为严肃文学的大众化方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效途径,开拓了知识分子通过阅读、辨析杂闻故事、间接触摸现实、直接展现思想的智性写作的新路径.     

中国杂散居少数民族社会学发凡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杂散居情况尤为普遍.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有20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杂居、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农村地区,其中包括1500多个民族乡和民族村中.”仅拿回族来说,大约分布在全国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县市.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广泛的杂散居情况,使得这些地域内的人际关系变成多维度,社会交往、社会关系也更为复杂化了,因而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就进一步增多了.我们说有杂散居少数民族存在的地域是一个特殊的地域;有杂散居少数民族的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杂散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矛盾特点,又兼有民族矛盾的特点.因而需要我们特别重视,认真对待.中国杂散居少数民族问题已成为我们90年代民族工作的一个中心环节,国家有关部门已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使杂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和社会地位得到法律保障.然而,一门完整的杂散居少数民族社会学目前尚未建立,这就给我们系统地进行杂散居少数民族工作造成掣肘的影响.笔者认为,对我国杂散居少数民族社会的系统研究,将有助于为我们做好杂散居少数民族地方的实际工作提供理论指导.现将笔者在这方面的一点浅见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杂文小议

杂文的特点就是杂。作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鉴古察今,议政论事,谈天说地,扯东道西,“省百里于方寸,涂万态于端毫”,真是何其杂也！然而这“杂”,却不是把乱七八糟的材料信手拈来,任意拼凑,而是经过概括提炼,构思剪裁,使之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寓爱憎褒贬于喜怒笑     

试论唐前期中男服杂徭的法定役期

唐前期中男服杂徭役期为丁男的一半，即法定役期为20日。它在国家财政收入上形成半庸。随着两税法“人无丁中”原则的确立，唐前期中男服杂徭的法定20日役期制度遂告解体。中男服杂徭的20日役期是中国古代政府对地方非法徭役在制度上长期规范的结果，也使唐代对杂徭的征派进一步细化。中男法定役期在唐宋之际的解体标志着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吐蕃乐舞”中的民间说唱及杂艺百技

藏族历史上的吐蕃乐舞,由于其独具特色的舞赋与音律以及门类齐全的综合性艺术体系,在藏族乐舞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吐蕃乐舞,不仅仅是歌、舞、乐的组合,其中也包含了民间说唱及杂艺百技,从而构成了其综合性艺术特点。民间说唱及杂艺百技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其浓郁的本土文化色彩和通俗易懂的表现方式,不仅成为吐蕃乐舞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广大民众最为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本文从吐蕃乐舞综合性艺术特点的角度出发,对吐蕃乐舞的体系结构与艺术风格、说唱艺术和杂艺百技的艺术特点、说唱艺术和杂艺百技在吐蕃乐舞中的重要意义、说唱艺术和杂艺百技与吐蕃乐舞的构成关系,以及在吐蕃时期发展状况等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多类型、多品种、多形式的综合性艺术特点,使我们对历史上的吐蕃乐舞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     

台湾乡土小说中的“杂语”现象

自台湾新文学诞生以来,其乡土小说中一直存在明显的"杂语"现象,即其普通话中混杂了较多的方言、文言和外来语成分。台湾乡土小说中的"杂语"现象除了源自日据时期汉语传统的中断外,还与新文学发生时新旧语言转换不彻底、语言建设过多地倚重方言有很大关系。而作为一种"症候","杂语"现象背后又反映了意识形态的混杂,即不同语体中更多地包含了民族的、文化的或政治的诉求。另外,语言是一个作家身份认同最明显的标志,这种"杂语"现象也显示了一些作家身份认同上的迷惘与混乱。     

论"外杂篇"无一庄撰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外杂篇余论"之一."外杂篇"是否庄子所撰,是聚讼千年的庄学最大公案.由于鄢象坚执"内外杂均为庄撰".郭象追随者认定"外杂篇必有庄撰",因而强求"外杂篇"必须符合"内七篇".进而削足适履地任意删改不舍"内七篇"的"外杂篇"篇章字句,并且张冠李或地引用"外杂篇"评价庄子.导致旧庄学彻底误入歧途.本文不举风格软证,仅举事实硬证,遍证"外杂篇"无一庄撰.     

论谢灵运的“心杂”——中国传统文人的一面镜子

谢灵运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在中国佛教史上他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他著有<辨宗论>,提倡道安的佛教顿悟说,参与南本<大般涅盘经>的译事,积极追随乃至资助当时的佛教领袖慧远.但是慧远却以谢灵运"心杂"为由拒绝他加入庐山的念佛团体白莲社.本文以此事为背景,围绕谢氏的"心杂"展开论述,分析谢氏的人生与性格悲剧,并着重指出谢灵运的"心杂"对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培养的借鉴意义.     

论“外杂篇”无一庄撰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外杂篇余论”之一。“外杂篇”是否庄子所撰，是聚讼千年的庄学最大公案。由于郭象坚执“内外杂均为庄撰”，郭象追随者认定“外杂篇必有庄撰”，因而强求“外杂篇”必须符合“内七篇”，进而削足适履地任意删改不合“内七篇”的“外杂篇”篇章字句，并且张冠李戴地引用“外杂篇”评价庄子，导致旧庄学彻底误入歧途。本文不举风格软证，仅举事实硬证，遍证“外杂篇”无一庄撰。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西晋内迁杂胡与杂胡化趋势

自东汉以来,匈奴南迁与氐羌东渐,关东关西遍布匈奴与氐、羌族人。西晋初年,匈奴及其别部大规模内迁,弥漫于并、雍等州各郡。最初匈奴别部被称为杂胡,后来各族部落逐渐混杂,民族成分发生变异,甚至形成新的名号,遂出现杂胡化的趋势。关东杂胡主要由匈奴、羯、乌桓等混杂而成,石勒武装就是典型的杂胡军队;而关西杂胡化则以氐羌为多,匈奴、鲜卑、羯等民族混杂其间。杂胡化是民族迁徙、民族混杂的必然现象,又因战乱加速其进程,它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当时,杂胡化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不可遏止的社会趋势,从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史中间重要的一环,影响极为深远。     

行体乐府四题

行体乐府是在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的背景下产生的诗歌形式,乃诗之流变为八体之一体,其名称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同其他几种新的乐府诗体一样,在"协声律,播金石"的情况下,亦"总谓之曲",也即行体乐府,有散歌和入乐等不同存在形式。其类例归属在乐舞则为杂乐、杂舞,在乐府歌诗则为杂体。在乐府歌辞中有较广分布,在短箫铙歌、鼓角横吹曲、杂舞曲辞、大曲曲辞中亦均有使用。早期的乐府诗皆为乐章,乃古之诗可歌者;而诗章与乐章在题材内容、体制形式、传播表演等各方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随着乐府歌诗创作在汉魏之交形势的急剧变化,出现了"选词以配乐"与"由乐以定词"同时并存的现象,诗、乐渐趋分离。     

百济起源略考

详考中朝相关记载的史源,可以证明,百济国王室或统治阶层源于夫余,其普通民众可能与真番存在一定联系,可能也杂有大量汉人.     

试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贱民的身份地位(下)

<正> 杂户杂户的起源很早,远在南北朝时的北魏、北齐和北周初期都有。至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北齐灭后,周武帝曾宣布将诸杂户全部放为百姓(见《周书·武帝纪》、《隋书·刑法志》),实则未获放免的仍不少,所以延至唐代,在官贱民中仍有杂户一色。从前引《唐六典·刑部都官》的几则记述,已知杂户是官奴婢的再免者。关于杂户的具体特征,有下列记载:“杂户者,谓前代以来,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依令老免、     

略论汉武帝集权之术——以尊儒和霸王道杂之为主

尊儒和霸王道杂之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上台伊始的汉武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尊儒活动,尊儒为中央集权的加强奠定了思想基础;大权在握后,汉武帝并未实行儒术独尊之策而是采取了霸王道杂之之术,霸王道杂之的实施打击了地方豪强与不法王侯,加强了中央集权。总之,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论汉代的“杂治”

两汉时期的"杂治"制度是一种官员集体审判案件机制,审理的案件大多涉及皇亲国戚及国家的高级官吏,参与"杂治"官员的身份较为复杂,一般会随着审理案件的不同有所变化。"杂治"的启动和最终审判权始终属于皇帝,这是汉代中央集权制度在司法领域的表现之一。"杂治"制度的实行,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慎刑观念,是慎刑观念在汉代司法审判中的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