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

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蜀汉政权的具体构成,完全服从于刘备、诸葛亮制定的基本组织原则.作为蜀汉政权组织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诸葛亮在具体的人士安排上,表现出"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贵和"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一方针的长期坚持,保证了蜀汉政权长时期的稳定和安宁.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政治遗产清理

刘备去世后的蜀汉政权存续时期可称为＂后刘备时代＂。以刘备精神内化作为政治动力、以＂兴复汉室＂作为政治旗帜,体现了＂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的基本特征。刘备去世后给蜀汉政权留下了沉重的政治遗产。鉴于刘备在认识和实践上对于规划先霸业政权继而指向王业政权的蜀汉政权开辟道路的最高战略纲领——《隆中对》的理性考量不足,成为蜀汉政权衰势命运走向的直接主观原因。     

马超“督临沮”和“北督临沮”地理位置考辨

马超是蜀汉前期的重要将领,《三国志》记载他曾"督临沮",其都督地位于荆州南郡的临沮县,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北督临沮"位置则应是在雍州武都郡的沮县,蜀汉政权之所以改变马超的督区,首先是为了扼守北通汉中的军事要道——阳平关,其次是能够保障供给,从而实现攻略曹魏陇右地区的战略计划,最后还可以缓解蜀汉内部矛盾,平衡政权中复杂的政治局面。     

"东州士"与蜀汉政权

＂东州士＂指汉末避乱入蜀依附刘焉、刘璋父子之人士及其后人。复杂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在蜀汉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他们与刘备嫡系荆州集团的微妙关系。本文从＂东州士＂入蜀汉的历史背景出发,阐述＂东州士＂在蜀汉政权中的作用,分析＂东州士＂与荆州集团的微妙关系并探讨＂东州士＂最终走向蜀汉政权核心的原因。     

蜀汉政权用人政策的失误

蜀汉政权是三国时期实力较为弱小的一方,其用人政策一直为人所称道.然而蜀汉政权的用人政策由于任人唯亲、忽视后备力量的培养等原因从而造成严重的失误,对蜀汉政权的衰亡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略论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

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国祚最短,故在制度创新方面,建树不多。关于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陈寿《三国志》记载粗略,其他文献亦语焉未祥,这对于还原蜀汉政权的制度建设,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以下就蜀汉政权制度建设中的选举制度及其特点进行讨论,指出蜀汉政权并未实行如曹魏、孙吴所使用的较成熟的九品官人法之深层原因。     

四川三国文化旅游开发的战略思考

四川三国文化旅游资源在全国具有鲜明特色和突出的比较优势.蜀汉英雄是三国文化旅游的亮点,四川最大特色和优势是诸葛亮.四川三国文化旅游开发,要以蜀汉英雄为主线、诸葛亮为重点,树立"四川三国游--剑门蜀道三百里,魅力诸葛两千年"的形象,大手笔、高起点建设三国旅游精品,把我省建成世界级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剑门蜀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试论诸葛亮死后的蜀汉政权

关于蜀汉政权,史学界似乎形成一种公论,即值得称道的只是诸葛亮治蜀。至于诸葛亮死后的蜀汉,则往往轻描淡写,并给予了不太公正的评价。 这是值得商榷的。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此前的蜀汉仅存十三年(从刘备称帝算起),此后的蜀汉却达三十年之久。试想;如果诸葛亮死后的蜀汉继承者皆是无所作为的平庸之辈,政权要维持三十     

探析刘备遗托的底蕴

刘备经过折而不挠的奋斗,白手起家,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而据其一的格局。当刘蜀政权达到地跨荆、益时,却因操作不当丢失了荆州,使"隆中对策"中钳击中原,进而一统河山的路线图落空了。刘备称帝后,为报关羽之耻而企图恢复荆州,又在夷陵覆军,造成了蜀汉军国力量损失其半的局面。自己也老病不起,于是作了临终安排和遗嘱。笔者认为,刘备遗托意蕴深邃,是根据客观时变而参考的。他深知在自己身后,一统河山是非常玄妙的事,故而把皇权、政权、军权进行了有机分离,对执政理念进行了科学定位,在执政与辅政方面作了合理交待,其目的是为了把现有的国家治理好。若按位操作,蜀汉不会迅速民穷兵疲,仍有富民强国的希望。     

班昭和《汉书》

东汉的班昭不但给后人留下著名的<女戒>,而且对<汉书>的编纂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她补撰的"八表"使<汉书>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本纪、志、表、列传俱备的正史.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汉书》校注拾遗

前贤对《汉书》的点校、注释等的研究成果丰硕,然仍有可说之处。现从标点、校勘、注释等方面就《汉书》之《传》部分提出己见。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新证

利用出土材料校读传世古籍有重要意义。基于封泥、玺印、铜器等出土材料来校读《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部分条目,一方面验证了传世古籍记载的可信,另一方面纠正了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     

秦人治蜀时期蜀地水利与农业的发展

秦灭蜀后,蜀地开始全方位融入华夏。在这一宏阔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蜀地农业和水利在自身悠久传统的基础上,汲取秦人带来的北方先进文化,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就为汉以后蜀中天府之国的形成奠定了广厚的基础。     

论诸葛亮“损益连弩”

诸葛亮在汉连弩基础上进行了改革,“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一改进大大提高了蜀汉连弩的杀伤力。     

叔孙通儒学实践批判之批判

作为一名儒者,叔孙通深谋远虑,因利乘便,与时俱进,行事委婉,终为汉家重用。但人们对其儒学实践颇有微词。其实,叔孙通成功的儒学实践正是先秦以来儒家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结果,它促成了儒家政治理想向现实的转化,并为儒学从私学逐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践经验。     

难体文三说——以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为例

历代文体论著对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文体性质说法不一。从文体结构分析,《难蜀父老》与檄、移、对问、问对等文体不同,当自成一类。萧统《文选》单独设立难体,当是。辩难之风盛行是《难蜀父老》产生的文化土壤,战国秦汉间辩难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难体文的发生、发展、衰落与转型。《文选》“难”类舍《韩非子》四篇《难》和一篇《难势》而仅录《难蜀父老》,并非舍早录晚、舍源头录支流,其原因与萧统舍章体而录篇体、舍立意而录翰藻、尊儒学而重教化的选文标准有关。《难蜀父老》独立成篇、文辞考究、注重教化,因此成为《文选》难体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