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而深于取象──朱光潜文艺论著的具象特征

文艺论著不同于文学作品，其主要内容是阐发学理而不是描绘形象。用梁代昭明太子的话说，此类著述“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但事实上被昭明太子排斥在《文选》之外的老、庄、管、孟之作何尝不是文采斐然？从汉语文章的历史来看，“文”在说理文中虽不是“本”却仍有重要位置，追求文采已成为汉语说理文（尤其是文艺论著）的传统特色之一。清代章学诚概括先秦诸子的说理特征──“深于比兴”、“深于取象”──其实是历代说理文中普遍的现象。韩、柳、欧、苏、梁（启超）的论文同时也就是美的散文。现代文章大家中，且不说鲁迅、茅盾、…     

先秦两汉赋体文梳理

赋体文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以夸张铺陈为特征的特殊文体。本文以郭豫衡《中国散文史》对赋体文的分类为基础,将先秦两汉的赋体文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疏理:歌颂之文、牢骚之文和政论文。先秦两汉辞赋散文家众多,尤其是西汉文人,继承了《楚辞》和战国论说文的传统,文章非常讲究文采和修辞,形成“赋体文”这一散文的特殊群体,对后世散文的骈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文采兼及意境

文采是汉文学中不可估量的美学价值之所在。文采到底为何物 ?刘勰提出过“饰容”说与“熔裁”说 ,“熔裁”说确为的论 ,但“饰容”说就不那么恰当了。刘熙载的评论中 ,将“文”与“文采”合二为一 ,这也是概念的混淆。“文质相称”中的“文”与“质”是一个对偶范畴 ,但“文”不等于“文采” ,那种“讲究文采曰文 ,不讲究文彩曰质 ;内容高于形式 ;故‘质’胜于‘文’”的认识是错误的。文章之美实来自于“思想 +灵感 +文采” ,文采是居于文、质关系之上的。文采与意境关系密切 ,二者互为表里 ,互为揽系     

朱光潜批评文体的论说艺术

朱光潜的《谈美》、《孟实文钞》是京派学者型文艺批评的代表作。朱光潜的谈文论艺的说理文融汇中西批评文体,结构上采用西方论说文的思维方式,表现上则借鉴中国传统批评的直觉化与形象化,以文学形式表达言说内容,既博识又精鉴,既抽象又具体,既说理又抒情,絮语漫谈而又条理畅达,富于理趣和谈话风,对批评文体建设具有普遍而深远的影响。     

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以政论、谏辞、问对三体为核心

春秋时期仍尊礼尚文,诸侯国多重视礼治,古礼犹在。贵族社会以"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德,其次有立言"为"三不朽",导致"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倾向。礼治制度催生出政论、问对、讽谏三种"经世之文",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所见的大量文本生成"事件"来看,它们的撰制与发布者都是有文有德之"君子",文体形式上通常采用"述典析理"的引证法,或博引三代旧制,或采《诗》撷《书》,或引述圣贤名言,并结合当下时势予以分析说明,以增强威权性和说服力,形成典雅渊懿的语体风格。这类"经世之文"既是在"礼治"语境下以言辞撰制和发布为核心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也指代相应的文体。其动因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在撰作方式上具有因事而发、即兴即时的特点。这种"礼治文言"的文体生成过程,体现了先秦文体生成及分类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一般规律。     

论《资本论》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札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对抽象上升到具体作了具体而深刻的论述。本文就学习《导言》中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体会谈点认识。 马克思在《导言》中对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作了这样的表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显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理论体系的叙述方法,当然也就是《资本论》的叙述方法。要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这种方法,就不能不弄清楚叙述方法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与研究方法的从具体到抽象中的“具体”和“抽象”的不同含义。研究方法中的“具体”是指生动的直观,即尚未被认识了的感觉“具体”。叙述方法中的“具体”是已经被认识和掌握了的理论“具体”,是被思维“复制”出来的客观存在。研究方法中的“抽象”,是指理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叙述方法中的“抽象”是指经济范畴本身规定性的多少,因此它是相对的。货币对商品来说,货币是个具体范畴,商品是个抽象范畴;而货币对资本来说,货币是抽象范畴,资本是个具体范畴。     

杂文文质论

杂文既然已被公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并列于文学家族,那就必然有其独特的文体界定和艺术特点。然而,当前学术界对杂文的认识并不尽一致,有的把报刊上的短小评论统统划入杂文之区,有的将古代的《桃花源记》、《陋室铭》等与鲁迅的杂文相提并论,还有的仍坚持杂文即议论性散文,等等。至于对杂文文体特点的概括,就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早已流行的“文艺性论文”说、“诗与政论结合”说之外,近来又有“浓缩文学”、“情绪文学”、“受难文学”、“得意忘形文学”、“勇敢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从文体流变看小说创作的新倾向

<正> 自从茹志鹃写了《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发表《布礼》、《蝴蝶》、《春之声》等小说以来,大批中青年作家纷纷打破传统的故事体小说的结构方法,竞用新法。有些论者也提出要打破原有的小说概念,主张小说可以“非情节化”、“非典型形象化”。这些是属于小说文体范畴的问题,本文打算从文体流变的角度进行探讨。     

论近代报章政论体之始——“王韬体”

王韬是近代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是一位以觉世为己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寓居香港凡二十年余年 ,创办影响久远的《循环日报》 ,成为近代“第一报人”。他以思想家与报人合一的角色 ,原创了近代报章体政论。这种报章体或可名之为“王韬体”。王韬体政论关注时务 ,洞察世界 ,深刻批判封建政制 ,倡言变法洋务 ,体现了某种“民间”的独立性与深刻性。其体式语言反“时文”规范 ,求自然通脱 ,便于表达作者的情志。王韬体实为梁启超新文体之先导     

论“史论”

(一) “论”,是一种文体,历来是作为一种议论、说理性文字出现的。刘勰称“论”为“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是较早地对“论”的笺释。“论”的品流很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条分(?)析,日益增加它的种类。现在常见的“论”,有政论,有时论,有经论,有文论,有史论,等等。明人徐师曾根据《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提出的陈政、释经、辨史、铨文等目,参考《昭明文选》的分类方法,把它列为八品: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     

兼收并蓄 推陈出新——梁启超新文体的语言特色

梁启超新文体的语言,极具特色。钱基博先生《现代中国文学史》论新文体语言:“酣放自恣,务为纵横轶荡,时时杂以俚语、韵语、排比语、及外国语法,皆所不禁,更无论桐城家所禁约之语录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及南北史佻巧语焉。”这种语言,是梁氏在长期的散文创作实践中,打破一切清规戒律,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结果。我们知道,作为文学语言的散文用语,与散文的发展进步有同样久远的历史。中国先秦散文,例如甲骨文的语句,是极为简略的,且多不成篇。《尚书》便有些文采,不过复句之表达,还只能依靠“意合法”。到了《易经》和《论语》,虽然是语录体,句子却复杂多了,复句有时用上了关联词。战国以后,百家争鸣,散文蓬勃发展,特别是以“文气颇盛”见称的《孟子》和《庄子》,文采斐     

释“文章”

在先秦文献中,“文章”指刺绣品而言。刺绣品是其本义。“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庄子·逍遥游》)刺绣品精制华美,可以作成旗帜,以号令军队。因而“文章”由事物的用途引申为“车服旌旗” 之义。刺绣品是由彩色丝线在丝织品或布上绣成花鸟景物的工艺产品,故“文章” 据事物的质又有“色彩、花纹”等引申义。“画绘之事,青与赤谓之文,亦与白谓之章。”(《考工记》)加工提炼而成的文辞,是有文采的,如同刺绣品具有色彩、花纹一样。于是“文章” 就与语言文字发生了联系。命其形质曰文,指其起止曰章。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梁启超与20世纪初年新体传记的兴盛

20世纪第一个10年,梁启超以极大的兴趣创作了近百万言的传记作品,几乎涵盖了古今中外新旧传记的各种类型;其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新体评传体式,成为"新文体"家族中社会影响和创作数量仅次于政论的重要品种,构成了"文界革命"创作实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引领了新体传记文创作的时代潮流,带起了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传记文学鼎盛的时代。梁启超的新式评传,具备了"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等文体语体特征,尤以议论精警和激情澎湃著称,以"悲壮淋漓之笔"达"维新吾民"之旨。在20世纪初年革命派阵营的传记文作家中,柳亚子和刘师培创作成绩突出,且标示着两种不同的传记文写作范型与趋向。柳亚子的传记文可视为梁氏新体传记文的普及版,刘师培的传记文采用白话语体,文体形式上亦属于源自西洋的评传体,标示着白话评传的新方向。     

“抽象继承法”的历史命运

怎样继承哲学遗产,至今仍是哲学史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回顾上个世纪 50至 70年代的学术文化史,在这一问题上,“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两种观点就曾进行过激烈的较量。前者是“庙堂”的说法,后者则是“山林”的意见。不用说,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冯友兰和他的“抽象继承法”会遭遇坎坷的历史命运。 　　1957年,冯友兰发表了《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该文认为,某些哲学命题可以区分为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两个层面,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具体意义是不可、也不必继承的。譬如《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     

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与胡培兆同志商榷

本文对胡培兆《当辨〈原富〉与〈国富论〉》一文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根据原著书名 ,说“严复翻译《国富论》”并不错 ,《原富》就是“论富”或“论国民财富” ,胡之“辨正”实不确 ;《原富》翻译于 1897至 190 1年 ,出版于 190 1-190 2年 ,胡之 190 2年说亦不确 ;《国富论》的三种译本应是严译本 ,郭、王译本和杨敬年译本 ,三译本各有所长 ,特别是严译本的首斧之功和巨大作用不能抹杀 ,胡文抑严扬郭、王而不知有杨译 ,是失之偏颇的。     

孔子文质观的发生及其影响

<正> 文质一词最早出于孔子之口。但物质世界有本有末。《礼记·大学》云“物有本末”。《乐记》郑玄注:“质犹本也,文犹末也”。本末即文质,文质即本末,两者同义,都源于万物。万物由本起末,由质而文,先后承续,互相制约。股周经籍《周易》,扬雄曾云“说天者辩莫乎《易》”。天即自然。《易》的原始作者深入自然,仰观俯察,发现万物变化而多采,起源于阴阳之道、文质之和谐。《易·序卦》云,“贲者,饰也”。万物之本质必修饰文采方可显示。而文采定要与本质匀称相谐,不过又不逊。故修饰终于“白”即素朴。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贲象穷白,贵乎反本”。程颐替《贲·上九》“白贲”作《传》:“贲饰之极,则失于华伪;所谓尚质素者,非无饰也,不使华没实耳”。华实亦文质也。     

鲁迅与政论文学

一政论文学是政论之父与文学之母相结合而诞育的重要文体。称之为“政论文学”,当然不是报刊上一般的政论文,而是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同时又不是主要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所谓“纯文学”作品。因为它又具有论政的实质内容与政论的战斗锋芒。所     

毛泽东的主客体观

《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发表了题为《试论毛泽东的主客体观》的文章。作者陆云彬认为,长期以来,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种教科书中,只是提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问题,几乎没有提到主体与客体的问题,以致给人们造成了似乎毛泽东不讲主体与客体问题的错觉。其实,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中,这一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毛泽东哲学批往集》中得到了佐证。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是主体的能动性。作者引证列宁的话说,主体既是指人或人类,也是指人的思想或意识。前者是基本含意,后者是借用和引伸的含意,后者是由前者派生出来的,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毛泽东明确批注“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言外之意,费尔巴哈作为唯物主义的典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