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程序正义”的理论设计与制度建构

“纯粹程序正义”是罗尔斯提出的一个新观念,亦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所在.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只重视对该观念理论内涵的挖掘,却忽视了罗尔斯以其为基础展开的制度建构.事实上,“纯粹程序正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概念,相反地,其自诞生之日起即与人类政治实践紧密相关.因此,只有从理论设计与制度建构两个方面入手,方能实现对于该观念的全面认知与客观评价.     

从纯粹法学到逻辑法学——一种法律理论研究的逻辑进路

从凯尔森(Kelsen)纯粹法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出发,通过分析纯粹法学理论的逻辑,探讨了吉野一(Hajime Yoshino)逻辑法学产生的过程.借助现代逻辑的工具,分析了从纯粹法学到逻辑法学的逻辑必然以及逻辑法学中的初始元素、法律语句理论、法律推理结构、法律体系理论和法律语句之间的有效性关系.针对逻辑法学的性质争议,通过比较分析后认为:随着心理学、经济学、现代逻辑学等方法的不断引入,法律中的许多未解问题(如主观确信、博弈分析等)必将产生许多新的法律理论.     

后现代法学视野中的司法正义观

后现代法学在理论诉求与认知价值上迥异于现代法学,它对现代法学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实施了怀疑、解构,由此,现代法学追求的重要价值——司法正义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后现代法学以一种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方式来界定正义,强调微观的、实践的、非本质主义的、多元性的正义。后现代主义提供的这一新视角,促使我们反思以往的正义观,启发我们给正义标准以现实的人文关怀,这对于我国司法正义的正确定位和有效生长是不无裨益的。     

关于国家的“正义”──柏拉图正义观研究

本文旨在论述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正义”．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柏拉图“正义”观的内涵、实质及产生的历史原因,肯定了它的某些启发意义,并揭示了它与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的法律阶级性

法律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命题。法律阶级性一度被人厌弃,而时代要求再提法律阶级性。阶级性是以统治阶级利益作为基本偏向的特质,构成法律的基本属性。具备阶级性的法律,同时也具备社会性。二者相互渗透,是互生结构中你多我少的关系,从而使法律的阶级性必然表现为＂整体阶级性＂。     

以客观、全面、运动的观念考查法律中的正义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应关注正义所含括的一些基本范畴：自由、平等、安全、秩序、公益、社会福利，并对它们做全面统筹考虑，以免导致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及以义务为本位的公益。但不会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绝对理想的法律制度，由于各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地理、人口因素、自然环境、发展状况差异很大，法律的自由、平等、安全、秩序、社会福利、公益的安排与侧重也不尽相同，因而不能静止、被动地看待法律的正义     

正义、幽灵与法——德里达法学思想研究

在德里达那里,整个世界都是我们解读的“文本”,西方式阅读和“书写”的“暴力性”造成了主流话语对边缘话语的压制,只有通过“解构”才能改变这一局面——即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无休止的考察,对所有因果决定论的有效性进行质疑,包括法律。作为批判现代法学的手段,“解构就是正义”——但正义不可解构,它是对不可能的一种体验。正义总是表现为“缺场”：它只能通过司法判决部分地现实化,以法律体现自身但又存于法律之外,永远处于一种“即将来临”的状态。正义在本体论预设的维度中总是显现为一种“幽灵”特性。     

《周礼正义》中的“散文”、“对文”研究

“散文”、“对文”为传统训诂学中的常见术语，它们主要是针对文献语言中同义词使用状况而言的。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广泛地运用此术语来研究同义词。我们描述了《周礼正义》中“散文”、“对文”所涉同义词的各种动态演变关系。并将其与之性质相似的“通言”、“析言”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同与异。“散文”、“对文”为考查词类系统提供了参考，并启示我们，汉语词汇研究．必须结合词语运用的具体语言环境，．必须考虑汉民族文化的影响。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中的权利和法律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首先是指法律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法制国家的必然标志。但哪种法律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呢?须知,从法律内容看有进步的和落后的,合乎逻辑的和矛盾的,公正的和不公正的之分。法律至上是重要的,但毕竟是法制国家外在的、表面上的东西。法制国家内在的、内容丰富的特性是这个法律的性质,本质。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法律应当符合权利。权利和法律的相互关系在法学界对权利和法律相互关系以及对权利本质的理解有两种态度。一部分学者将权利和法     

法律中的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

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其国家权力代表着国家利益,个人权利代表着个人利益,二者共同构成法律的统一体。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起源的共生性,相互关系的对立性和统一性,形成二者相互依从、缺一不可的基本结构。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社会领域决定了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侧重点的不同。在现代社会,只有二者的合理配置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社会保障中的法律正义观及其实现

正义是衡量法律善恶的标准,法律主要通过分配权利的方式来确立正义,体现正义的基本要求。社会保障是对社会劳动成果的再分配,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减压阀,暗合法律正义的基本精神。中国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予农民一种歧视性的待遇,不符合宪法的相关规定,农村社会保障层次低,主要依靠生育儿女养老,国家生育政策难获认同,产生很多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赋予农民完整的公民权,实行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法律正义的要求。     

司法中的法律解释与正义实现

法律自身的缺陷,使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成为必须,而我国传统的法律模式和法律解释体制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要,这对于正义实现这一目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法律解释必须被赋予更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本文即试图对司法中的法律解释行为对于正义的实现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秩序、法律与正义--博登海默法律哲学探微

从法哲学视角对综合法学代表博登海默法律哲学的核心观点进行探讨,笔者提出了不同于博氏的主要观点有:社会对秩序的需求不仅源自心理,而是受制于更具终极性的“存在”;法律秩序是一种“公设人为”的极具主观性的制度,等等。     

说“富翁”、“富婆”

"翁"、"婆"由亲属称谓逐渐泛化为社会称谓。在现代汉语中,"富婆"是"富翁"类推而出现的新词,体现了语言的对称性。在语义表达上,二者具有不对称性。"富翁"的语义逐渐磨损而泛化的力度强于"富婆",性别、年龄均不是"富翁"的区别性义素,年龄作为"富婆"的区别性义素的强制性也逐渐减弱。     

说“鬼”、“田”

甲骨文中的“ ”、“ ”被学者们释为“鬼”,“田”用来指称殷先公“上甲”。将它们与相关字形作比较,从字形学、音韵学等方面加以论证,以为“ ”字为人戴盔之形,在甲骨文中表示“鬼方”,“鬼方,,或是有戴盔习俗乏远古部族：“ ”本有敬畏之义：“田”即“ ”、“ ”上部分所从,为“盔”字源词书写形式,在“ ”、“ ”字形中有表音功能。文献中的“上甲”可能是“上微”之讹。     

“东方文化”正义

作为文化概念的“东方”（Orient）来自西方的“东方学”（Orientalism）,其范围主要是东亚、南亚和西亚北非三大文化圈。“文化”一词是西文Culture的翻译,与nature（自然）相对于而言,义为“人类创造的非自然现象”。“东方文化”概念虽然歧义叠见且变动不居、受西方话语支配曾含有贬义、多元多重而无实体,但一方面由于约定俗成而被广泛接受,另一方面由于文明冲突的现实基础和长期东方学研究的学理基础而难以被解构。     

法治理念、法学教育与法律现代化

法治理念与法律现代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与路径,而法学教育又是确立和传播法治理念,推动和实现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均已充分说明,法学教育与法治理念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同时,两者又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国的法律现代化,既需要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成熟,又需要法治理念的确立与传播,法学教育是孕育和传播法治理念的温床与载体,法治理念则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与基础。因此,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法治理念与法学教育。     

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激情、利益与正义”理论

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哈奇森和弗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其主流是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这种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与诉诸于理性主义的欧陆启蒙叙事大相径庭,也不同于之后在英国肇兴的功利主义,而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路径。通过将情感主义引入到道德哲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为现代工商业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证成和文明界定,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辩护。“激情”“利益”与“正义”这三个核心概念阐释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现代文明社会发生的主观机制以及人为正义的社会内涵所持的观点,是解读苏格兰启蒙思想之独特的分析理路和思想价值的关键。在古今之变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对“私利与公益”“商业与正义”以及“商业与文明”这类时代问题所给出的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对于应对变革时期的英国及苏格兰之转型,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语境中的“正义”——论柏拉图正义观的基本特征

柏拉图的正义观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邦本位,即柏拉图的“正义”始终是围绕是否有利于城邦的存在和实现城邦的“善”而展开的;二是贵族立场,柏拉图认为只有少数哲学家统治城邦,才能实现城邦的善;三是唯心主义。柏拉图正义观的三个基本特征决定了他的正义在现实生活中必然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