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体制下匈奴政治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以匈奴汉国的政治模式为中心

匈奴汉国建国前夕,五部匈奴改革了政治体制,将南匈奴的“四角”“六角”制改为“十六等”制。这是对汉魏之际、魏晋之际经由中原王朝改造后南匈奴“贵者”分立格局的制度肯定。元熙元年(304年)汉国建立后,以中央集权式的官僚体制为政治架构。永凤元年(308年)刘渊称帝,汉国从王国体制发展为王朝体制。在汉国体制中,匈奴传统仍得以保留。胡汉分治、匈奴与六夷分治体现了匈奴的分治精神。“悉封郡县王”与“司隶-内史”在模仿汉代封爵制度完成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对原“十六等”王的地位予以承认。立储等权力运作更是在匈奴的传统政治语境下进行。王国及王朝体制与匈奴传统并非对立关系,汉国权力体制正是二者相融合的结果。     

略论十六国时期各族人民斗争

自西晋末到北魏统一北方的一百三、四十年间,入居中原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族,相继在中原和巴蜀地区建立二十多个政权(其中也有汉人建立的政权),历史上习称“五胡十六国”。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分裂割据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作为封建社会历史“轴心”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呈现出复杂的形势和独具的特点。一、十六国时期各族人民起义概况     

统万城址中的匈奴文化探析

统万城是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政权的都城，其遗址位于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是我国境内唯一确知的匈奴古城。统万城遗址是匈奴人在历史上活动的见证，匈奴文化特征显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章从匈奴文化的角度对统万城进行了解读，认为统万城的命名是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表现，统万城的选址体现了匈奴人的自然审美观，城市形态设计则与匈奴的文化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统万城遗址是匈奴文化的典型例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加强对统万城的民族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

继十六国之后的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及汉文化修养明显加强。汉文化修养的提高使北方胡汉大族在文化上渐趋一致。南方汉族政权统治者也因此改变了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传统看法。在此基础上民族融合最后形成。民族融合的形成,对其后历史影响至深,其中最主要的是观念的改变和政策的调整。观念的改变,使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遭到否定;政策的调整,使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少数民族贵族在上层统治集团占据重要地位。当时接受汉文化是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普遍现象,除十六国时期延续下来的民族外,增加了北朝统治民族鲜卑拓跋氏、宇文氏、高句丽等。     

十六国时期民族文学述略

西晋灭亡以后,黄河流域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争取统治地位的战争场报。这些民族主要有匈奴、羯、氐、羌、鲜卑,史称“五胡”。他们先后建立了地域割据性的十六个国家,其时从公元316年到439年,史称“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文学,尤其是民族文学,由于战乱、语言隔阂等原因,本来就难以发达,保存下来的文献则更少。在后来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有些汉语文学文本也难以确辨其民族属性。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残存的信息,大略描写这一时期民族文学发展的轨迹。     

高车与丁零的关系——兼论高车非源于康居

《史记·匈奴列传》云丁零在匈奴北。《魏略·西戒传》言丁零有北丁零、西丁零。北丁零即匈奴北丁零;西丁零在“康居北”。汉魏时期,丁零大抵分布于今苏联南西伯利亚东起贝加尔湖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匈奴国家灭亡后,十六国时期,漠北蒙古草原分布着被称作高车的游牧部落。高车部别繁杂,人口众多。《魏书·高车传》载其有狄、袁纥、斛律、解批、护骨、异奇斤、副伏罗等七部。副伏罗部有十万落(户)。其余诸部落数,史所不详;大约平均也各有十万落左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发展研究

十六国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分别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各民族政权中延续并且实践着,"华夷共祖"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也在各民族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实践;各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力量。各民族政权的儒家文化认同还是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之后的一种文化选择,是游牧民族文化思维向农耕民族文化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同样也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力量。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     

论后赵和前秦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

后赵和前秦是“十六国”前期两个重要又彼此连接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境内除汉族外,还有所谓“六夷”亦即匈奴、鲜卑、羯、氏、羌、巴氏、乌恒、丁零等众多少数民族,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同时,不论是后赵,或是前秦,又都是“十六国”中佛教最为盛行的国家之一。尽管后赵和前秦统治的时间都很短,但都制定和推行了一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其政策的得失,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隋唐时期回纥文化的几个问题

隋唐时期回纥文化的几个问题李瑛国语言文字和碑文回纥汗国的通用语言是回纥语。“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①。因此，学术界共认“回纥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奴语文”②。这种语言发展为今天的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是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的源流之一。回纥...     

先秦赵文化与古希腊雅典文化改革开放精神比较

先秦赵国与古希腊雅典都在各自所在地区对改革开放有着迫切的要求。赵国改革开放精神的直接动力是由于晋国社会改革的惯性,并且是迫于与周围各国战争的需要。而雅典是由于其内部阶级矛盾激化。赵与雅典都是经济类型多样,经济文化具有开放性。赵国的政治开放属于原始民主制的残余,是一种历史传统。而雅典则是在清除了氏族制残余的基础上实现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制度文明。赵文化的改革开放精神主要表现在学派的兼容并包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而雅典文化的改革开放精神表现在它善于吸收外来异质文化。赵与雅典在文化改革开放精神的导引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那个时代各自地区的高峰     

民间的防守与失落：赵树理的生命悲剧与尴尬

政治权力话语、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内在龃龉与冲突,在赵树理身上呈现出了异常复杂的动态投影,而他自始至终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之上,“为农民”是他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勇气发出不合时宜的呼声的根本原因。     

论秦二世不是赵高的傀儡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秦二世胡亥看作是赵高的傀儡,这是一个相当有疑虑的结论。事实上胡亥作为极得秦始皇宠爱的儿子,接受了极好的教育,赵高、李斯等人对他也曾有较高的评价,在镇压陈胜、吴广起义时,胡亥也表现了一定的才干,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傀儡。对秦二世而言,赵高是他的老师、咽喉、平衡李斯的棋子,而不是一个操纵者。胡亥作为一个政治经验、治国经验不足的皇帝,实际上是秦治国之术的傀儡而非某一个人的玩物。     

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西方传播案例解析——以《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为例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其中经典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也不乏许多优秀作品为欧美国家所接受,并广为流传。其中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便是纪君祥《赵氏孤儿》在西方传播过程中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探究伏尔泰《中国孤儿》对《赵氏孤儿》再创作原因,梳理出文化传播和流变的规律,探索出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传播过程中需要针对读者的文化水平及文化传统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其读者需求,更好的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论先秦时期儒家的理想政治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开始组成了不同的派别,都想来拯救世界。各派争芳斗艳,都抱着相同的历史使命,对如何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各派都设计出一些理想的治国之策,对于儒学来说更是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国方略。儒家治国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创立,经孟子发展,荀子集大成。孔子坚持"礼治",主张"宽猛并济";孟子倡导"仁政",主张"推恩于民";荀子"隆礼重法",礼法结合。他们的治国思想基本反映了先秦儒家治国的思想。儒家治国理念在中国封建社会起着主导作用。     

“燕台七子”考辨

“燕台七子”主要是清初出仕新朝的诗人,酬赠倡答而形成的过渡性文学团体,名显一时。而自清初后期始,有关“燕台七子”成员的一些文献载述,或语焉不详,或莫衰一是。今考辨之：成员应为宋琬、施闰章、张文光、赵宾、严沆、丁澎、陈祚明七人,最为可信。     

谁的民间——从《锻炼锻炼》看赵树理小说的立场

学术界对《锻炼锻炼》的阐释历来有很大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锻炼锻炼》反映了农村干部欺压农民的恶习,体现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其实《锻炼锻炼》旨在纠正当时农村农民落后、偷懒的不良风气,很难体现民间立场。在十七年间,民间已经成为一个伪命题,且对赵树理来说尤为甚。     

两个姓赵的姨娘——《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侍妾命运比较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同时塑造了两个侍妾形象,即贾政之妾赵姨娘,严监生之妾赵氏。小说家通过这两个姓赵的姨娘,把封建家庭的侍妾形象、社会地位以及她们所代表的侍妾文化,十分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赵姨娘有儿子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赵氏没有了儿子,她的命运却急转直下。赵姨娘和赵氏的命运可谓殊途同归。有儿子,并不能改善作为妾的地位,没有了儿子,作为妾的身份却牢不可破。到底是性格决定命运,还是礼教左右人生,比较两个姓赵的姨娘的生命归宿,发人深思。     

弘扬昭君文化与深化两岸和谐关系研究

21世纪全球化时代,海峡两岸正走向三通、文化交流与和谐发展的道路。文化寻根意识成为寻根问祖与原乡意识之展现。台湾新莲寺是全台唯一供奉王昭君神像的寺庙。湖北省兴山县是王昭君的故乡,可以利用历史悠久的昭君文化旅游资源,吸引全球各地有志者探索昭君文化,研究荆楚文化。兴山县要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之经济建设之外,更应加强文化建设,加深两岸和谐交流关系的同时充分展现湖北荆楚文化与昭君文化中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资产,通过信息与网络科技的宣传,朝“在地全球化（loglobalization）”的建设方向发展。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