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一个不幸的幸存者

本文以美国犹太女作家辛西娅.奥齐克的中篇小说《罗莎》为题,探讨了犹太大屠杀后遗症对幸存者的影响。它为加深对犹太大屠杀题材小说的理解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菲利普·罗斯大屠杀书写的语境与特征

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大屠杀书写揭示了大屠杀事件从边缘逐步进入到美国犹太人身份认知核心的过程。文章从罗斯大屠杀书写的美国语境、大屠杀书写的悖谬性和大屠杀书写的空间化三个方面,探讨罗斯大屠杀书写的外围语境和内在特征,旨在说明罗斯的大屠杀书写一方面拓展了当代美国犹太作家大屠杀书写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展现了当代犹太人身份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试论二战后美国犹太作家思想倾向的表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犹太小说逐渐受到世人关注.分析二战后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可以了解这些作品中犹太作家对纳粹大屠杀的态度、犹太教教义对犹太民族的影响、犹太民族摆脱"异化"的困境及渴望拥有自己的家园等不同的思想倾向.     

《一切皆被照亮》中的“后记忆”与犹太性

美国新生代犹太作家乔纳森·萨福兰·福厄的小说《一切皆被照亮》以一位美国犹太青年作家前往乌克兰寻根的经历为线索,借助魔幻现实主义重构个体层面的家族史和社会层面的犹太集体记忆。通过探讨小说中的"后记忆"与犹太性的关系,该小说体现了新生代犹太作家在后大屠杀时代继承创伤、延续犹太性,并以文学想象表现历史"真相"、照亮未来的不懈努力。     

析《贝拉罗莎暗道》中贝娄的犹太关怀

索尔·贝娄在他1989年出版的《贝拉罗莎暗道》中明确表明了他对反犹主义和大屠杀的态度,清楚表达了他对自己犹太身份的强烈关注。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大屠杀幸存者的精神创伤、小说叙述者的精神困境、第三代犹太移民的淡漠考察贝娄的犹太关怀。     

论《月光狂想曲》中大屠杀叙事的“美国化”

当代犹太裔美国作家迈克尔·夏邦在《月光狂想曲》中以后记忆的手法再现大屠杀,不仅巧妙融合了史料、记忆与虚构想象,还融入了美国价值观和精神,呈现大屠杀叙事的“美国化”特征。夏邦通过家庭后记忆书写,展现犹太苦难与救赎话语同美国英雄主义的紧密联系。在太空竞赛时期的政治背景下,一方面将大屠杀事件内化为美国的联盟后记忆,另一方面积极反思美国的道德责任。然而,在尝试通过温情的文学想象以“面向未来”时,夏邦却削弱了大屠杀的严肃性,迎合美国文化多元性的需求,掩盖了美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也暴露了后记忆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夏邦的《月光狂想曲》超越了对大屠杀事件本身的探讨,更多关注于大屠杀历史与美国价值观的结合与共鸣,为当代“美国化”的大屠杀叙事提供了案例。     

内森·英格兰德《姐妹山》中的犹太性解读

《姐妹山》是美国当代著名犹太作家内森·英格兰德的短篇小说。作者以第四次中东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姐妹山的起源与发展。小说中涉及到形形色色的犹太人物,他们有的为保卫国家而牺牲,有的被美国文化同化,有的则选择默默坚守犹太传统。笔者通过分析其中主要人物,揭示作者对美国当代犹太移民犹太性的忧虑。     

后大屠杀语境下的沉思:《复仇女神》中的受难式英雄主义

在后大屠杀语境下,美国犹太人背上了受难者的历史包袱。菲利普·罗斯通过创作试图让美国犹太人摆脱受难者形象的束缚,走出犹太大屠杀所留下的阴影。在《复仇女神》中,罗斯以隐喻的方式直面大屠杀灾难,通过犹太青年坎特在精神上被彻底击垮的例子来揭示受难式英雄主义的特点及其衍生的局限性。     

《爱的历史》中的文化记忆书写

《爱的历史》是美国新兴犹太作家妮可·克劳斯的第二部作品,讲述了大屠杀影响下大屠杀亲历者和犹太移民后裔两代人的文化记忆危机。在象征系统、仪式系统和文本系统三层文化符号系统的文化记忆展演下,妮可·克劳斯展现了大屠杀幸存者及其犹太后裔的文化记忆的回避与缺失、复归与传承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犹太文化的追寻与认同,引导读者重新审视并反思文化认同的重建。     

从创伤性记忆的角度解读《大披巾》中罗莎的创伤*

《大披巾》是美国犹太女作家辛西娅·奥芝克的中篇小说,通过探讨主人公罗莎所受到的创伤性记忆,为读者加深理解犹太人大屠杀对幸存者的影响提供另一个视角.     

近十年来(1997—2007)国内犹太研究的特色

近十年来(1997-2007)国内学术界在犹太思想与文化研究、犹太历史研究、"大屠杀"研究、中国犹太人问题以及当代以色列国家研究等五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详细梳理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并分析目前国内犹太研究存在的问题,如专职人员匮乏、学术基础薄弱、原创性学术成果数量偏少等等,对于推进犹太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末世之城》：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保罗·奥斯特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犹太作家之一,继其成名作《纽约三部曲》之后,他发表了小说《末世之城》。在这部作品里,奥斯特以“二战”时的犹太人隔离区为原型,塑造了一座被排斥、封锁的城市,构成一种禁闭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二战”大屠杀的历史史实与虚构的景观相融合,虚实相间,意蕴层叠。奥斯特借末世之城的禁闭空间再现了“二战”时期犹太人的苦难经历,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反犹势力的暴行。正是在反犹暴君的统治下,犹太人想要通过空间建立秩序的希望变成了一种虚妄。在小说中,奥斯特通过对大屠杀文学主题的探讨,表达了对历史和民族身份的记忆。     

两种文化的融合、冲突与变迁——读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和《童爱》

解读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和《童爱》两部小说,分析犹太格托和格托精神,认为美国犹太小说是对犹太文化的反衬,折射出犹太文化进入美国社会,是对美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并在碰撞中得到了发展和升华。     

《湖畔女郎》:“凝视”理论视域下的犹太伦理身份认同

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 1914—1986)是当代美国文坛颇负盛名的犹太作家之一,与索尔·贝娄(Saul Below)、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并称美国三大犹太小说家。在创作中,马拉默德继承了英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实主义的传统,善于将现实的描写与道德的寓意相结合,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广大犹太下层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并对于纳粹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残酷行径表达了强烈谴责。在短篇小说《湖畔女郎》中,作者马拉默德借一对青年犹太男女朦胧凄美的爱情纠葛,揭示了男女主人公彼此爱慕的"凝视"背后最终导致这场爱情悲剧的犹太伦理身份认同问题,从而表达了"大屠杀"记忆在犹太人伦理身份的坚守与维系方面所存在的重要意义。     

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一种趋向——大屠杀后意识的新移民小说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又一次的美国移民的高潮,美国犹太文学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美国犹太小说,主要都是由第二、三代美国犹太移民创作的。这些小说大多聚焦于大都市郊区的美国犹太移民生活,集中反映了犹太人和反犹主义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如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的《尾舵》(1962)和索尔·贝娄的《牺牲品》(1947);以及美国小说中哈克贝利·芬的犹太变体,如索尔·贝娄的《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伯纳德·马拉默德的《新生活》(1963)等。与此同时,不涉及第二、三代美国犹太移民的另一种美国犹太小说正在悄然兴起。从1930年起就一度从美国小说中消失的犹太移民形象,又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出现了。这种新的移民小说,既不同于盛行的美国犹太小说,也不同于早期的移民小说。     

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的碰撞——论《童爱》中的犹太大街

艾·巴·辛格（1904—1991）是当代著名美国犹太作家,他的创作在美国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小说既深深地植根于犹太传统,又具有现代意识,他笔下的犹太大街就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辛格用他精湛的叙事艺术,以大街为人物交流的媒介,描述了犹太大街的无限变化,突出犹太传统与现代城市身份的交汇,展示多种文化背景下各种人物的价值观。     

“无墙的隔离”:《掘墓人的女儿》中的犹太身份困境与认同

在当代的犹太主题文学作品中,犹太身份困境与身份认同的母题一直被关注和阐释,隐形的"无墙隔离区"与非犹太世界的界线和交织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欧茨的小说《掘墓人的女儿》讲述了犹太族裔在犹太文化和美国文化夹缝中的挣扎与成长,及其在文化、政治生活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游走。     

《垂死的肉身》中性爱书写的伦理拷问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小说中的性问题是备受读者和批评界争议的话题。但这种性爱书写折射出当代美国社会性伦理观的嬗变和罗斯本人的性伦理观。本文以《垂死的肉身》为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罗斯小说中的性爱书写是美国当代社会历史在文学文本中的反映,也是对传统犹太性伦理观念的一种反叛和张扬。小说中的性事书写作为推动小说情节演进的助推器,融入了罗斯对性爱伦理的拷问,体现出他对生命个体的理性与情感的关注。     

《选民》中的犹太文化母题探究

从“父与子”、“受难”以及“宗教”三个层面对美国当代著名犹太裔作家哈依姆·波托克代表作《选民》中的犹太文化母题进行了探究。“父与子”母题主要体现在父子两代人对传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冲突性态度上;“受难”母题源于对上帝会派使者弥赛亚来拯救犹太人于苦难说法的笃信,但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对于犹太人经历的诸如大屠杀等种种磨难,“受难”一说也遭到了质疑甚至颠覆;作为高度宗教化的民族,犹太民族奉《圣经》为圭臬,坚信本民族是与上帝“契约”中的选民,甚至将这一信念贯穿到日常生活中。《选民》中犹太文化母题的探究拓宽并加深了对小说的解读,同时为如何应对异质文化提供了借鏊。     

从小说《拉维尔斯坦》看贝娄犹太性的转变

 贝娄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是他根据同事、好友艾伦·布鲁姆的生平写成的一部传记性小说。小说出版后,在美国批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称赞者认为该小说的出版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贝娄数年来写的最富有吸引力的一部作品”;质疑者则认为贝娄“暴露”了布鲁姆的隐私,把布鲁姆搞“同性恋”的事情给泄露了。这牵扯到道德问题,即贝娄无权“将其好友布鲁姆的个人隐私公布于众”。然而,纵观已有的评论,其关注的重点无非是围绕着暴露隐私和有关死亡、友谊、爱情等问题,将一部讨论犹太大屠杀和反犹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小说用私人化的方式给消解了。应该说,贝娄在八十四岁高龄创作的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绝不仅仅是单纯地为好友作传,畅谈友谊、爱情和死亡,而且更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最终定位。从分析小说对大屠杀和反犹主义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贝娄的犹太民族立场,即他的犹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