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风”“雅”“颂”分类

对于《诗经》“风”“雅”“颂”分类 ,传统观点主要有“实用说”、“产地说”、“体象说”、“乐调说”四种。这四种观点分别揭示了《诗经》特质的一个方面 ,而不能作为划分风、雅、颂的统一标准。风、雅、颂的划分与编排当以内容的不同为标准。有关风土民情的归于“风” ,事关诸侯、士大夫的归于“小雅” ,事关周王的归于“大雅” ,关于古代明王祭祀之法、颂扬之章、祈祷之辞的归于“颂”。     

《国风》与《雅》、《颂》战事诗的审美异同

《诗经》的《国风》中出现22篇战事诗,《雅》、《颂》中出现31篇战事诗,这些战事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前者主要表现为生命个体对于战争的感性体悟,呈现出悲剧性的审美特征。《国风》以侧面表现战事为主,正面表现战事为辅。《雅》、《颂》以正面表现战事为主,侧面表现战事为辅。《国风》大多取自民歌,创作者大多身处生活底层,吟咏的多是个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式歌唱;而《雅》、《颂》多为庙堂之上的高雅之作,创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决定了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差异性观照,且多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去追寻、总结民族、国家的生命价值。所以,战事诗在《国风》与《雅》、《颂》中的不同审美呈现,也是创作者自身的不同美学取向所决定的。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     

《诗·颂》正名

《诗·颂》内容触及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对后代文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与《风》、《雅》相比,有其独特价值。明乎此,对于全面认识《诗经》具有积极意义。     

从《诗经》雅、颂篇中的农事诗看农事与宗教祭祀的统一

通过对《诗经》的雅、颂篇中农事诗的剖析 ,可以看出这些上古神话和发育不完全的史诗折射出原始初民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和拜土意识 ,这些诗歌是农事诗 ,也是宗教祭祀诗。     

屈原《橘颂》对颂体文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颂具有以“颂”名篇,内容上以褒述帝王功德、祖先事迹或赞美人物、事物为主,形式上以四言为基本句式,艺术风格上崇尚典雅清丽、华腴丰缛等鲜明的文体特征。考辨现存先秦文献,《诗经》“三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颂》从音乐而得名。《管子》“国颂”及《庄子》“有焱氏之颂”冠以“颂”名而非褒美的韵体颂文。屈原《橘颂》作为第一篇以“颂”名篇且题旨颂美的作品,在颂体文的形成发展中具有开创性。《橘颂》不仅在内容题材上将歌颂对象扩展为“细物”,通过歌颂具有高贵品质的物,来寄托作者的志向与情感,而且在艺术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格式,赋予四言句式以新的生机,从而奠定了颂体的基本特征,标志着颂体的正式形成,对后世颂体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周代颂乐刍论

以古文献为依据,结合周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诗经》三颂的祈祷性质,探讨颂乐的特点、社会文化意义.《颂》乐一般只用打击乐器与管乐相配合而形成"金石之声",乐声较为低沉、舒缓、庄严;它的标准原则是和平中正,庄重肃穆,强调教育意义,追求社会政治的最高"和谐".     

爱情咒与“采摘”母题——《关睢》、《卷耳》、《FuYi》通观

近年来，《诗经》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和研究角度的开拓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推动《诗经》研究的进展，我们编发了这组文章，它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颇多真知灼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研究员从世界原始社会的咒术礼俗的宏观背景对《诗经》“采摘”与“投赠”母题作了透辟的阐释．还其本来面目。北京师范大学李山博士发现了《诗经》三类分诗的作法与周代“敬天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就“风”的古代含义作了探原。本院中文系王政教授的文章以鸟类学中鸟求偶的典型特征作为出发点，阐析《诗经》中的“鸟类”与人之婚爱的种种类比性描述。郭全芝教授和王成副教授的文章分别说明了《诗经》与《楚辞》、《诗经》与嵇康四言诗的传承情况。张兆勇副教授的文章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等待戈多》与《蒹葭》中的浓厚的等待意识所包蕴的不同文化内涵。热忱欢迎有关专家就《诗经》研究赐稿本刊。     

论“二雅”政治抒情诗

本文认为《诗经》“二雅”政治抒情诗是西周晚期社会政治的一面镜子。它们表现了没落贵族的情感历程，具有以悲哀为主旋律的审美特征。作为第一批文人作品，具有多方面的艺术创造，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释《诗经》“颂”

学术界对《诗经》中“颂”之含义阐释分歧甚大。文章从传世文献、考古成果、训诂考据、文化人类学、文化宗教学等角度，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探索“颂”的起源及其最原始的意义，认为“颂”可拆分为公”字和“页”，西周之前“颂”字的意义正是包含在“公”字之中，其起源于巫术思维下的一种上古人类生产（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的集体祭典，本义是一种生殖崇拜的祭仪。     

诗骚与“文言”

在先秦，文言不但发生在散文领域，亦发生在诗歌领域。《诗经》中的作品均经过文言，在组句上采用复叠手法是《诗经》文言上的一大特点。《楚辞》中的作品有更鲜明的文言特征，句式上的对偶和辞藻上的求丽是《楚辞》文言上的两大特点。《诗经》、《楚辞》，尤其是后者，对吾世之文言有深远的影响。     

隋唐雅颂乐的变迁

历代朝廷的雅颂审美情趣反映其礼乐追求，标志各时代政治文化特色。隋唐间音乐大融合，音乐吕律、音阶、声调等发生很大变化。雅颂乐声色追求浑融宏壮、追求清美闲雅，两者交替并立，对初唐昂扬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起孕育作用，也孕育了初唐诗文革新的创作倾向。     

《诗经·周颂·臣工》主旨辨证

《周颂·臣工》是《诗经》农事诗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关于这首诗的主旨，迄今主要有“诸侯助祭遣于庙”、“戒农官”、“籍田”、“省耕”和“祈谷”等五种观点。经考察《臣工》的字词含义及诗中的用历情况，可知此诗是周天子在籍田上祈麦实而戒农官的一首诗。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在先秦儒家《诗》学的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年左右,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诗经·周颂·丰年》主旨辨正

《周颂·丰年》是《诗经》农事诗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关于此诗的主旨,迄今为止,主要有＂报祭宗庙＂、＂秋祭四方、冬祭八蜡＂、＂祀田祖、先农、方社之属＂、＂祭上帝＂、＂藏耤收＂五大类观点。经考察诗歌文本的内在逻辑关系、重点字词的含义以及诗歌的功用,可知,《丰年》是籍田收获后告祭先祖的诗。     

“安大简”《诗经》研究动态

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且较为完整的《诗经》抄本,安大简《诗经》自2019年《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一书整理出版以来,对简本《诗经》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重视。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读秀”和“超星”四个大型学术网站对安大简《诗经》研究的相关论著进行统计的结果来看,目前发现研究成果已多达70余篇,其中大致可分为“常识性介绍”“字词研究”“韵读研究”“文本性质研究”“文本结构研究”以及“价值研究”六个部分。其中,对简文字词训释的研究最为丰富。安大简《诗经》作为一个不同于《毛诗》体例的《诗经》抄本,它的发现和研究,丰富了《诗经》的研究材料,有助于窥探先秦时期《诗经》早期的文本面貌;对研究《毛诗》的文本演变、解说诗旨以及对先秦古文字的考释等具有重大意义。     

“雅志不得施”之后的“冲净”--嵇康《述志》诗中的心路历程

嵇康两首《述志》诗，排比意象，寓物述志，表面写游仙、求隐，实质是求索咏志，既是对传统诗学言志精神的传承，又是对老庄、儒家处世方式的思考，展示了“雅志不得施”到“冲静得自然”的心路历程。     

《别雅》训诂探析

《四库提要》评价《别雅》为“小学之资粮,艺林之津筏”,说明《别雅》在经书训诂上有重要意义。由于前人对这本 书关注不多,关于这本书的研究也不多,以致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当然,它的价值人们也了解不多。每一本书都有它存在的价 值与可取之处,无论它是否存在问题。通过对《别雅》与《尔雅》在训释方式、训释内容、注文、方言运用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与比 较,进一步来阐释《别雅》的特点及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包括它所取得的成就与它所存在的不足之处。     

《骈雅》及其作者朱谋■

《骈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双音词典，收词非常丰富，它奉《尔雅》为圭臬，释义简洁明了，且词目与释义大多为双音词，作者对同义词的辨析，包含了语义场的思想。本文介绍了《骈雅》的几方面特点及作者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