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义"学新论

"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儒家将它作为思想纲领,而且墨、法、道等家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探讨"义"的起源、含义和作用等,可以使人们对"义"有一个更新、更全面的了解.     

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三个阶段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本身的一部分,这种研究不仅表现为学理上的探究,还表现为对西方哲学的运用,以及中国哲学对其自身历史与原理的解释。按照中西文化交通史的内在节奏,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乃至整个西学中国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明清之际(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晚清(19世纪下半叶)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上世纪70年代末迄今。这三个历史阶段之间的中国学术思想和西方哲学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第一阶段,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交互格义"以互为镜像为结果;第二阶段则是在理解与解释的前提下系统绍介、研究西方哲学,以西方哲学为准绳重新区分、整理、解释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建构学院化的现代中国哲学系统;第三阶段则是走出反向格义阶段,通过对传统中国哲学的重新诠释,构建当代中国哲学。     

试论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道佛"阶段

佛教传入中国 ,从东汉到东晋的“六家七宗”以前 ,形式上以道术为媒介 ,内容上以格义为手段 ,用老庄的一些言论来比附 ,这一时期称为“道佛”阶段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的一种主流方法,虽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本土化历程,但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及中国传统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在精神上的相契而长期遗忘了自身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本土转化。今日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要实现真正的本土转化,形成自身的“中国形态”,须以文学社会学阐释的公共性原理形态为基点,通过融合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对中西文学社会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新格义”阐释形态。此种形态,应是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本土化后的真正“中国形态”。     

响应西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在“反向格义”中的重构与意义迷失——以严复气论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用"反向格义"(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方法来研究、诠释中国本土哲学,严复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没产生"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其奥秘就在于本土文化的概念、范畴存在着"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缘此,严复对中国传统气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与重构。"气"嬗变为一有重量的、有广延性的、细微的物质基本粒子。中国古典气论中的"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终于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越。但是,严复赋予气一些可用科学实验手段获得的物质性质,其逻辑内涵越来越确定、逻辑外延越来越稳定,气也因此逐渐嬗变为某种特殊的、具体的存在。严复"格义"和"汇通"之后的"气"已非宇宙本原,也并未"西化"为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纯粹概念"。     

中国比较文学的滥觞及其方法论意义

作为学科的中国比较文学固然是受欧美比较文学的影响而产生,而作为研究的中国比较文学却有着不同于欧美比较文学的发生与特征,两者的最大差别在于“跨文化”这一要素,这一点在华夏文明融通递嬗的进程之中便可见端倪。佛教的传入及其已经完成的中国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佛经翻译和从中诞生的“格义”之法是中国古代比较文学的重要阶段。基督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到今日仍然还在进行之中,却也发展出了名为“况义”的异质文化交流之道,“格义”“况义”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之原理研究和方法论建构的宝贵资源。     

浅谈俄语中的"7-13"格

在俄语学习中,我们经常遇到格的特殊形式,一般解释为格的变体形式.实际上,在这些格的变体形式背后,隐藏着更多的"格".现代俄语语法中,一共有六个格,但是,在俄语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其他的七个格.了解俄语历史上的其他七个格,能够使我们对俄语格的范畴有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同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俄语中六个格的理解.     

《汉书》"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探微

汉宣帝提出了"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的汉赋观."辞赋"概念的采用主要基于"辞"名与"赋"名不分及秉承屈骚传统.采用"大""小"言赋,则是受到传统大小言说方式的影响及源于汉赋创作实践的总结.大赋与古诗同义,其"义"主要包括:一是"仁义讽谕";二是"观鸟兽草木名".小赋具有辩丽特点,尤其是"丽"的审美观念在汉赋...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     

原样理解:《老子》之“道”哲学意涵新识

近代以来,学界以"反向格义"主流方法诠释中国本土哲学概念,导致道、气、理、阴阳等中国哲学概念陷入方枘圆凿之困境。道是天地万物之本根,贯通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世界,兼涵万有,赅总一切。道既是宇宙本根,又含有物质与精神属性;道既是价值总根源,又是生命理想境界。立足于西方哲学尤其是笛卡儿以来的对立二分概念体系分析,中国本土哲学概念多多少少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无法回避的是这恰恰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概念的"貌相":概念内涵语义含混,概念外延边界模糊。在如何认识与裁评以道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哲学概念系统问题上,李泽厚所主张的"澄清含混的语义批判"指明了现代中国哲学的未来方向。     

王国维“意境”新义源出西学“格义”考

王国维意境新义的理论来源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由于无法明晰作为中国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如何与西学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因而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通过对晚清文献使用意境一词的考察,可见出意境在晚清还存在另外一种使用形态——对西学的格义。这种格义使意境与西学发生了意义上的互渗,从而成为意境意义古今转换的原动力。王国维创造性地将这种经过意义转换后的意境运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使意境的新义得以确立。王国维这一批评实践虽然使意境重生于现代文论话语之中,但也因此给后人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     

相因生义的条件

"相因生义"是词义演变的一种类推形式,但同基于思维联想的词义引申存在根本区别.这种演变方式揭示出词义发展过程中的横向影响和制约.其机制是类推.但它有条件限制,只有在A这个词的词义系统发生了"病变"的情况下,才能通过类推将其词义再类推到与之相关的B的词义系统中.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儒家“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探析

中国哲学史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既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话语盲说方武和学术研究范式,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始终的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研究范式.它作为一种以"经"或"经典"为依托,以"义"为核心,"借事明义",发挥其中"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范式,既是一种经典诠释的方式和方法,也是一种学术传承和理论创新的实现形式.尽管其中既包含着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又包含着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然而,它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历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合理的内核,如果剥去它政治伦理的外衣,祛除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的芜杂,经过现代转化应当成为我们构建属于自己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体意识、民族气派、民族语言、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言说方式的重要资源.     

"正"、"义"与"正义"--中西人文价值趣求之一辨

本文对西方的justice("正义")范畴与中国的"正"、"义"观念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趣求作了历史地考辨与比勘,并就此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向度与外向度非可相互替代,亦非可以因果相推."权利"与"境界"是错落的,这错落为人的伸展于文化创设中的价值抉择留下了足够大的余地和张力.     

唐代"贞观之治"的儒治问题新探

理论界都认为,唐代包括"贞观之治"在思想上是儒、释、道鼎立,儒治不醇,儒经主要是扩大的<九经>系统,训解只是拘泥章句,本文认为欠妥.实际上,唐代尤其是"贞观之治"在治国的政治思想上主要是儒家,儒、释、道鼎立主要是信仰领域,而且是信仰自由的表现,儒经主要是扩大的<五经>系统,训解除坚持严肃的"章句之学"外,还创造了一种新方法--"义疏".     

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从"二拍"看拟话本平庸品格的形成

凌蒙初所创作的两部短篇白话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作为第一部文人独创的拟话本小说集,在白话短篇小说史上的地位殊为独特,它将冯梦龙在"三言"中所探索的对说书语境进行模仿的话本小说叙述方式固定下来,成为其后拟话本作者效仿遵循的套路,但其"取法于中"的局限、程式化的叙事话语、因果报应与宿命的结构模式也造就了拟话本的平庸面目以及它作为通俗文学读本的境界品格:作为一种流行的娱乐方式,时过境迁,终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格义”与“会通”:论严复的诠释学

本文以严复对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介绍和诠释为例,指出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理解与诠释包括“格义”与“会通”两个环节。“格义”以对异域文化的理解为指向,强调诠释者的主体性与本土文化意识;“会通”则重在新意的产生和创造,要求超越诠释者的主体性,从超越的立场实现不同文化传统的视界融合。     

“格义”之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早期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清末民初之际，作为一种思潮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断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走过了漫长的中国化历程。在早期传播过程中，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格义”之方法论，用本土固有的思想媒介，如大同、井田制、墨子等，比附接引源于西方异质文明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学习不够系统，理解并不深刻，宣传介绍不够全面准确，甚至主观上还有各不相同的动机，但客观上的确为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开了一扇窗，逐渐让国人知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形塑了未来社会之理想图景，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