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荀子人性论的比较观

<正> 就我国先秦时代而论,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以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也还有一些人提出性有善有恶论等等。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著名代表。孟子是继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第一个系统地探讨人性问题、提出比较系统的人性论理论的人。他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出发,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提出了他的人性论理论。他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实质上是一种先验论的思想。当然,孟子并不认为,人先     

试论“谓之”“之谓”在先秦古籍中的用法

一、問題的提出和戴东原《孟子字義疏証》的启示 从前北京中山公园格言亭上曾刻着这样两句格言: 程子曰:“主一謂之敬,无适謂之一。” 朱子曰:“尽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两句話好象同一句法,但一用“謂之’,一用“之謂”。細审文义,二者又确有区别:程子的話是講“主一无适”的,朱子的話是講“忠恕”的。但二者在句子結構上的区別     

普及农村教育的展望

我國是一个近七亿人口的大國,农民占全部人口的大多数,在我國談普及教育的問题,从根本上說,就是如何解决农村的普及教育,如何使广大农民羣众掌握先進科学文化知識的問题。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說过:“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之后,他又明确指出:“农民——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謂扫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众文艺,所謂國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話?”     

论孔子的人性观及其展开形态

孔子的人性观颇难被确切了解。《论语》提到“性”只有两次。且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应是孔子死后子贡面对七十子后学盛行“性与天道”之论而为夫子真面目所下的正名之语。唯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代表了孔子关于人性的主要想法。孔子没有把人性作为一个专门的主题来探讨。他的核心关切,是依据个人的好恶区别学者的资质,并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强调后天为学的重要性,引导出适用于具体个人的成德道路。结合孔子的其他言论,我们可以大体刻画出孔子人性思想的观念结构：人性是有个体差异的(差别一般不大,也不排除极端情况);性中有善的成分,也有不善的成分,主要通过好恶表达出来;人生的现实,取决于后天的养成,一个重要方式是顺着性之好恶而来的引导和塑成。要之,孔子持有的应是一种形式的“性有善有恶论”。七十子后学的“性有善有恶”及“养性”说,就是孔子人性观的明确化和展开形态。     

对“論孔子思想”一文中錯誤观点的自我批判

“論孔子思想”一文是我于1957年上半年写的,发表在同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四期。当时写那篇文章,是基于不滿于現在一些書刊中关于孔子若干具体問題的以及对孔子整个思想的簡單化和絕对化的解釋、看法。举例說,如解“天命”之“天”为上帝,“命”为宿命論,說“中庸”为調和、妥协,否認孔子思想中有辯証的和唯物     

孔子与“军旅之事”

<正>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至于孔子关于“军旅之事”的思想,史家或认为孔子“是文士”,“没有学过军事”(《郭沫若全集》第一卷,第93页);或仅指称其为“旧的军事思想”的代表,而未及孔子军事思想的全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24—166页,第185页);而多数史家则弃之不论。为了还孔子思想以本来历史面目,正确地全面地揭示他的学说的全部内容并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则不能不对孔子的军事思想作一考查与分析。(一)孔子学过军事,教过军事,懂得军事。《史记·孔子世家》称:“其(孔子)先宋人也。”《世本》说:“宋湣公生弗甫何,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为华氏所偪,逃奔鲁     

李超桓教授讲《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前中山大学教授、經济学家李超桓先生最近应广东經济学会邀請,向部分經济理論工作者作了关于《資本論》几个問題的学术演讲。李教授认为《資本論》的研究对象就是馬克思在初版序文中所說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換关系”。目前經济学界中有关这个問題的爭論,是由于对这句話的解释不同引起的。他訊为中文版对这句話的翻譯沒有錯。英文版把“生产关系”和“交換关系”譯作“生产和交換的条件”,意思还是一样,因为这里所謂条件指的是社会条件,生产和交換的社会条件也就是生产关系和交換关系,现在的問題     

公孙龙诡辩哲学批判

公孙龙是先秦“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謂“名家”,用我們現在的話来說,就是以谈說思維形式及其規律为特色的一种学派,或邏輯学派;不过他們在討論邏輯问題的时候,往往犯着形而上学毛病(相对化或絕对化),成了詭辯,所以也可叫做詭辯学派。于是那些在正确討論邏輯理論的思想家,如《墨辯》作者,在习慣上,倒不归在“名家”里了;其实他們倒应该叫做真正的“名家”。     

荀子的人性论

先秦时代,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探求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认识史的发展看,荀子高于先秦所有的诸子。其特点就在于他克服了先秦诸子人性论中的神秘主义。 集诸家人性论所长 荀子作为战国末期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人性论方面也必然吸收了先前的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这是荀子人性论的著名命题。他明确区分了先天的“性”与后天的“伪”这两个概念。“不可学,不可事,而有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为伪;是性伪之分也。”“性”是“天之就也”,“感而自     

论语言中的词

引言 語言中的詞,無論关于詞的定义;关于詞在語言体系中的基本属性;关于詞在語言結構中的地位、范圍、职能以及关于詞的內容与形式問題等等,在普通語言学中,都是值得討論和研究的。 詞是什么?中國語法学家以往會經从不同的角度給詞下过定义。例如: 詞是“說話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語詞’”。(甲)詞是“語言的最小意义單位”。(乙)詞是“語言的最小的独立运用單位”,因为“我們听人說話,耳朵接触一連串声音,同时腦子里接受     

研究历史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研究历史,必須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句話提出来,大概是不会有人反对的。可是,一接触到具体问題,就不是那么簡单。例如刘节先生就认为,阶級斗争这一阶級社会中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是到了近代才被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因而断定古代思想家不会有什么阶級立场。(见《学术研究》1963年第二期)这种論点,实质上是抹杀历史上的阶級斗爭,把历史上的思想家說成是超阶级的。我认为,首先要明确,古代的思想家自己是否具有明显的阶級观念是一回事,他有没有阶級立场是另一回事。尽管某些思想家,他的阶級观念不很明显;但总不能說没有     

刘节先生人性论的实质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談人性的思想家很多,众說紛紜,爭論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人性看成是先天的、抽象的本质。无論主张性善、性恶或性善恶混的,都把人性說成是超然存在、与社会关系沒有联系的东西。可見他們的人性論是唯心主义的,他們的爭論是形而上学的。其次,他們还把人性的善恶标准絕对化,不以为人性善恶标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标准,而且在同一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阶級地位的人,其善恶标准也根本不同。这些思想家所謂善恶的标准,都沒有超出維护剝削制度的需要,如把仁义礼智之类的封建道德作为善,把反对这种封建道德当作恶。因此,他們的爭論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当时的統治阶級效力。     

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

关于人的研究,这是古今中外一切思想家所普遍关心的问题。《礼记》的礼运篇所讲的“大同”、“小康”;孔子所标榜的“仁”;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记”;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实质上都涉及到人性、人道、人的本质问题。神学好象以彼岸世界为对象,而实际上也不过是以某种人的方式和愿望去解释宗教观念,以某种社会的模型去塑造天国,然后又从彼     

《哲学研究》载文评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说

《哲学研究》今年第4期发表了方克立的《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論问题》一文,評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說。文章說:“馮友兰先生在分析孔子‘仁’的思想时,实际上貫彻了一种超历史超阶級的抽象方法”,例如任分析孔子所說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命題时,馮先生認为,“应当区分它們的‘字面意义’和‘具体內容’?幼置嬉庖蹇?这些命題是超历史超阶級的,孔子所說的‘人’和‘欲’都是沒有阶級性的;从具体內容看,这些命題是有阶級性的,孔子所要爱的还是剝削阶級的人。”     

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是“人民”嗎?

陸侃如馮沅君兩先生的“中國文学史稿”中“东周的哲学散文”一節,講到“論語”說:“微子篇”記“楚狂接輿歌而过孔子”“長沮桀溺耦而耕”“荷篠丈人”三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儒家的看法。陸馮兩先生在“史稿”中对这三章无詳細的分析說明,只是很簡括的提了这一句。究竟这三章是不是“反映了当时人民对需家的看法”呢?我觉得还值得研究。我前兩年也教过此三章,我的看法却与陸馮兩先生不同,現在提出來同兩位先生商榷。正如陸馮兩先生所說“春秋中叶以后,土地逐漸由領主手中轉移到新兴地主手中;到了战國时     

魏源尊民、便民之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精华之根基。任何一位务实的思想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向民本思想靠拢。事实上,孔子、孟子都是民本思想的奠基人。孔子对“苛政猛于虎”的抨击,孟子王道理想和井田制之设想,其实已具备民本思想之雏形。中国封建制社会中有更多的自耕农及佃农,构成了封建生产力之主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这一点连古人都看得很清楚,所谓“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     

论顧炎武思想(下)

(三)明道救世,经世致用的“博学”論顧炎武思想的第二个大节目是“博学于文”。这是他学术思想的总綱。什么叫“博学于文?”他說:“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昔学之事也。”又說:“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可見他之所謂“学”,他之所謂“文”,包括的范围是极广的,“学”不仅指讀書,“文”也不仅指文章。按理說,所有一切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事物,都应該包括在他的“博学”的范围之內?怯捎谒莫M隘的“經世致用”观点,使他的“博学”对象主要限于人类社会的范围之内,而把对于自然的研究放到极为次要的地位。他解释《大学》中的“致知”道: “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     

“大招”的作者及其寫作年代

壹“大招”的作者“大招”的作者是谁,有人說是屈原,有人说是景差。我以为是屈原所作。其理由如下: 一、从思想内容上看,“大招”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和屈原的思想相合。“大招”除去按照一般的招魂通套,說四方多灾害、劝灵魂早回家,并“盛称楚國之乐”以外,在篇末有一段長文,大言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这一段文章的性質和上文極不相称,而且,从根本上說起來,作为招魂的巫歌是不应該有这类話的。这是一个矛盾。它說:     

“兴、观、群、怨”解

《論語·阳貨》篇載:“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詩? 詩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識于鳥兽草木之名’。”孔子只用了四个字,就点明了詩歌(也就是文艺)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之說,构成孔子文艺思想的核心。孔子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論的开山祖师。在此之前,对詩歌的性貭与功用,只有一些极初步的认識,如“詩言志”和“刺”、“究”、“告”、“訊”、“(谂)”、“諫”、“頌”等“美刺”观念的萌芽;沒有专門的研究,也沒有研究的专門家。孔子的文艺思想,特別是他的“兴、观、群、怨”之說,可与欧洲文艺理論的創建者柏拉图和亚里     

孔子思想的合理内核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日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孔子的思想核心成了人们研究的重点。过去不少学人都认为“仁”或者“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中庸”,而“仁”和“礼”只不过是实现“中庸”的手段罢了。孔子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要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理想,孔子最早提出了“中庸”这个范畴。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