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言语教育：孔子的施教目的与教学实践

以《论语》为研究资料,着重对孔子实施言语教育的目的和教学实践作了考察,认为培养“君子儒”与合格的“为政”人地得孔子实施言语教育的基本目的,而以《诗》为教材,以“雅言”为教学语言,贯彻一系列的言语原则,以及言教与身教兼顾等,则是孔子在言语 教学中的主要实践活动。     

孔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孔子和《诗经》有着密切关系。孔子又是儒家诗教的奠基人。孔子论《诗》继承了春秋时“赋诗言志”的传统,既重视《诗经》的社会功效,又把《诗经》中的诗句和个性修养相结合,与仁礼教化相结合,为儒家诗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孔子论《诗》注重诗的本体特征,有较高审美价值,对人们认识《诗经》的文学价值有重要作用。     

试论孔子的文艺观

同主张“非乐”的墨家和轻视文艺的法家相反,儒家十分重视文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文艺发表过很多意见。重点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直接或间接谈到文艺的累达五十余章,其中论诗、乐的又占了绝大多数,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主要内容。一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极高。由于孔子具有重人事、轻天命的唯物主义倾向,因而,他能从客观实际出发,指出《诗》对人的道德修养所起的积极作用。孔子认为,《诗》不仅是一部文学著     

批判性关怀：孟子论孔子与《春秋》

［摘要］孟子从“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出发，构建了孔子与《春秋》的文化关联：一是作《春秋》的时代背景——“《诗》亡然后《春秋》作”；二是孔子作《春秋》的两难心境——“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三是《春秋》的儒家政统意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构建在残酷、现实的权力斗争之外发展出冷醒、理想的政治批判传统，承诺并敞开了传统儒家孜孜以求、念兹在兹的政统视界。     

对六经为儒家经典说的再思考——兼论六经的其它问题

新编《辞海》“六经”条目说：“指《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其实,这只是汉儒的观点,以此阐释“六经”是不确切的。从记载春秋时期的古籍来看,事实上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这六部重要著作早已盛行于世,并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开明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孔子及其儒家重视“六经”,与“六经”为儒家经典是两回事。既然这六部重要著作盛行于孔子创立儒家之前,那么这六部重要著作当然不是儒家的经典;春秋;诗经。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时代 ,楚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 ,北方的儒家思想已为楚人所接受。当时儒家典籍 ,在楚国已很流行。秦统一以后 ,实行“焚书坑儒” ,但齐、楚二地 ,距秦都咸阳较远 ,秦控制力不强 ,故古代典籍及师儒多保存于齐楚二地。《汉书·儒林传》中儒生 ,多齐楚人。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了战国时楚国儒学之盛。从《孔子诗论》看来 ,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对《诗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虽与后来的齐、鲁、韩、毛等汉代学者有区别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多少受到《孔子诗论》等先秦儒家的影响。其中《毛诗》似与《孔子诗论》的说法最近 ,齐、鲁、韩三家可能由于用《诗》劝谏君主、藩王 ,多少要“断章取义” ,故相去较远。但《毛诗》和《三家诗》基本上都受儒家著作的影响     

孔、孟、荀三家说《诗》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儒家学派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用《诗》、说《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孔子着重从道德教育角度以兴说《诗》,孟子注重从辩难角度以意说《诗》,荀子则擅长从修辞角度来阐述《诗》的文学价值。三家说《诗》不同之最大原因在于时代赋予的命题不同。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孟子的诗学——兼论“说诗”与“赋诗”的区别

儒家诗学发端于孔子。孔子之后,承传关系便不太了然。汉时,四家诗出,《鲁》诗最早(见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序》)。然其传人,据《汉书·楚元王传》称之为“孙卿门人”浮丘伯。丘伯为汉时齐人。《齐》诗在文、景世与《鲁》诗齐名,传人辕固,固以上传者不详。《韩》诗、《毛》诗皆称传于子夏,而子夏论诗,仅《论语》一见,别传无徵。最为确凿有据、对诗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孔子身后,当推孟子。他不仅是最早出来解释诗歌篇义的学者之一,而且对诗学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孔子诗学研究的系统化工程——评蔡先金教授《孔子诗学研究》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诗学的国度。早在春秋末期以上,做诗、教诗、学诗、用诗便在我国蔚成风气。孔子生当春秋末期,既是既往诗学的集大成者,又为后世中国儒家诗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学《诗》、用《诗》、教《诗》、研究《诗》、整理《诗》的过程中,必然有所主张,而且应该自成系统。全面揭示孔子诗学的理论体系．对于更为深刻和全面地了解孔子,了解中国传统儒学,     

论《易经》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

《易经》独特的内容构成和功能是其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地位特殊的重要因素。《易经》的儒家经典化历程始于孔子＂晚而喜易＂,孔子是《易经》儒家化与地位判定的开创者。孔子去世后,不同的儒家流派对《易经》的重视程度不一。《易传》显示,《易经》的儒家核心经典地位主要是依靠战国儒家易学派的不断传承和诠释活动而确立的。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论“思无邪”与儒家的政教价值

孔子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取用《鲁颂·马冋》篇中的“思无邪”一言以蔽三百篇,从而确立了《诗》的价值基调。“思无邪”观念的产生与春秋时期礼乐的崩坏有直接的关联。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礼乐旧制,但迫于儒士身份和现实困境,他将诗、礼、乐转化成与个体修身有关的道德命题。在正道失序的现实背景下,先秦儒家将中正无邪的价值诉求植入到诗、乐之教中,以此来维护诗和礼乐的纯正性。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由书传称引考《诗》的历史形态——兼证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可信

一司马迁为孔子作传,说他删过《诗》,后世许多人根据书传称引,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这正可作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可信的证明,并能由此窥见《诗》的某些历史形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因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孔子积极从事删订诗、书、礼、乐的工作,在诗方面的情况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后世除少数人(如宋代的邵雍、欧阳修等)之外,大都对之持怀疑态度。唐人孔颖达认为:“是《诗》三百篇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在先秦儒家《诗》学的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年左右,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孔子诗论》与《说苑》中“引诗”之比较

刘向《说苑》中“引诗”61首,有13首诗与《孔子诗论》相同,其它48首诗篇皆不见于《孔子诗论》。对13首诗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二者在解诗方法上截然不同,《说苑》“引诗”没有受《孔子诗论》影响。     

“群”与孔子《诗》学之关系

孔子论述《诗》的价值作用,有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并旁及事父事君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孔子的政治抱负使其《诗》学以“群”为终极指向.孔子试图以《诗》来促进君子人格的生成,使其《诗》学带着强烈和同社会、国家的政治意义.《诗》之可以能“群”是建立在《诗》的文学性基础之上的,其中《周南》、《召南》因其在《诗》中的特殊地位而尤具典范意义.《诗》的隐喻特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赋《诗》断章奠定了前提条件.孔子以对《诗》的整理、研究、使用,建构了其以文学性为基石的政治《诗》学,为古代绵延不息的“诗学”导夫先路.     

《诗经》与孔子的诗学思想

《论语》和《诗经》的关系非常密切,过去人们多有论述,但仅限于一般的引《诗》用《诗》,所以,相对表面化。本文全面考察《论语》引《诗》用《诗》情况,重点在于暗引部分,以揭示出孔子与《诗经》的关系及其儒家诗教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