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举行座談会——批判刘节先生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級斗爭理論的錯誤观点

我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同志們,为了捍卫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于本学期开学之初,举行了座談会,对刘节先生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斗爭理論的錯誤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明日張胆地提出:“阶級斗爭的理論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釋古代历史事件,是否可以不要这样敎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     

我們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编写地方党史資料彙編——編写“党在鄂东地区革命斗爭史資料(初稿)”总結的第二部份

一、编写地方革命史(资料)必須以毛澤东思想為指導工作一开始,我們就进行分虛,解决为什么要以毛澤东思想为編写地方革命史(资料)的指导思想問題。在整个工作进程中,我們自始至終抓住了貫彻毛澤东思想这根紅綫,力求站在毛澤东思想的高度来把握鄂东地区革命斗爭的发展規律。毛澤东思想是当代馬克思主义发展的高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澤东思想的胜利,鄂东是全国的一部分,党領导鄂东     

我們是怎樣在世界近代史課程中貫彻“少而精”原則的

去秋以来,在校、系党、政領导下,我室以世界近代史这門課作为改革試点,想在运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史教学方面摸出一点路子来,現已进行了一学期,占全課的一半。在这一学期的实践中得到一些体会,现在打算談談关于“少而精”这个問題。一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最高指导思想,     

不能离开阶級斗爭观点盲目地颂揚清代的“攤丁入地”制度

清初,户口之赋叫“丁徭银”或称“徭里银”,是一种封建的人头税,它是在明代实行一条鞭法以后,由“差徭”与“杂税”的折色发展而来的。为了保证这项税收来源,清朝初期,还沿袭明代的“人丁编审”与“人户以籍为定”的户籍制,强制地将直     

宋末“三忠”的神化——同安三忠地区阶級斗爭的一个侧面

最近,我们到同安县洪塘公社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三忠大队所在地看到一座“三忠庙”,据说它的影响波及附近十几个村,方园数十里。我们还听到不少有关“三忠王”的传说,其中有的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谬误很多,主要问题是把历史人物神化了。通过调查访问,了解到有关“三忠王”的迷信活动,确实在群众中还有不少影响,更严重的是,前几年,阶级敌人还利用旧习惯势力,打着“三忠王”的旗号,进行争夺领导权、打击贫下中农的阶级复辟活动。这个事实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一般的     

中文系七四級在反击右傾翻案风的斗爭中开門办学,参加省业余文艺会演观摩

中文系七四级工农兵学员和部分教师遵循毛主席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做为自己的工厂”的教导,于二月六日到福州开门办学,参加省群众业余文艺会演观摩,受到大会和有关单位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这次开门办学不同寻常,工农兵学员说得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在教育界打开一个缺口,以达到他们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就要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果,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教育革命道路。”他们在开门办学期间,始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这场反击右倾翻案妖风的战斗。他们参加了福州大学师生批判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大会,还有组织地前往省革委会看大字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认真学习、讨论党中央文件和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有的师生为赶写大批判文章和标语,工作至深夜。师生们一边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一边参加文艺会演观摩,开展教学和其他活动。他们把观摩会演当作这次开门办学的重要环节,把它和写作课的“小戏”、“曲     

关于“中国古代分体文学”教学的一点思考

对师范院校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进行分体裁教学的尝试,是近年来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进行的改革。与传统的授课模式相比,分体教学模式在具有其明显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引发出我们思考的相关问题。     

“对立斗爭”的詞句 阶級調和的实質——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論”的所謂“斗争”剖析

时代精神问题的争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精神和反动精神的斗争。周谷城为反动精神争地盘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我们必须给予彻底的批判,以扩大、加强和发展革命精神的思想阵地。     

試論和平共处与反帝斗爭——对毛澤东同志关于“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爭”这一原理的若干体会

众所週知,帝國主义者及其走狗现代修正主义者当前正在千方百計地利用世界人民广泛要求和平、要求和平共处的强烈愿望,進行种种訛詐和欺騙,妄想綁住全世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爭手脚,削弱以至摧毀人民群众在各条革命战綫上的反帝斗爭。談和平共处,是否就不应当再談反帝斗爭?要和平共处,是否就应当在保衛世界和平的战綫上、在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战線上減弱以至終止反帝斗爭?这是当前馬克思主义者与現代修正主义     

党在人民解放战爭时期对民族資产阶級的政策——学習“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是决定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題的一个重要革命时期。这个时期,党的任务,是要彻底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创造条件。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根据革命的任务和国內阶級关系的新情况,明确地规定了党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并在战争、土地改革、工商业、統一战线等各方面制定了党的具体政策。这就保証和促进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的策略和政策,是革命胜利的保证。毛泽东同志把党的策略和政策看做是党的生命。毛泽东同志說:“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我们党正是依据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策略政策,不断把革命从胜利推向新的胜利。     

关于开设“中国古代文化制度史”课程的随想

中文系新设了一个文化管理专业,按照教学计划,在三年级要开设“中国古代文化制度史”课程。我觉得,开设这样一门课程对于拓宽文化管理这门学科,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与改造,特别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一、“中国古代文化制度史”的范围和重点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文化,就是沟通这两个领域的中介性结构。因此,物质领域或精神领域的任何变动,都会使文化受到影响乃至发生新旧更迭。而物质领域     

中国古代小说“传情为态”的写人技法

中国古代小说善于将人物内在难以捉摸的"情"传示为有迹可寻的"态",在描写情绪发作时,常添加修饰性的伴声体态语,突显人物情绪爆发状态;其次是夸说因情绪波动而造成的生理性条件反射体态;此外还多依据特定的文化规则,来追摄"七情"波动引发的两极性的"笑"貌和"哭"相,这些表情追摄有助于人物的道德增值、悲剧营造、神情传达,并能绘形绘声地给读者以直观感、画面感。     

在现代化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新命题。这一命题,既是中国现代化自晚明开启其进程以来的、一个中国现代化当下模式的概括,也是世界现代化史持续五百年发展的一个中国果实。只有在现代化史的脉络中,才能找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锁钥。现代化史展现出高度关联的社会环节,构成了现代化史的复杂性与中心性线索：只有在现代化的世界史这个大历史线索中,才能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历史;只有在现代化的世界史这个国别结构图中,才能辨认“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一个合成结构。但世界现代化史并不将“中国式现代化”标示为绝对例外的历史产物,它约束并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性：现代化是上位特征,中国式是下位特征,现代中国历史被现代化规定了国家方向与发展状态。     

关于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对学生学习评价改革的思考

中国古代史是大学历史系本科的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学生历史学素养的高低.然教学包括教和学两个方面,只有教、学相互适应、相互配合,才能从整体上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其结果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现今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多注重教的改革,对学,特别是如何通过对学生学习评价的改革,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积极性重视不够,未能拿出一套完整、系统、可行的改革方案.那么,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对学生的学习评价存在哪些弊端呢?应怎样进行改革呢?     

中国古代文论中“情”与“理”的关系

针对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情与理的关系问题,采用宏观透视的方法,以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作为背景,将有关情与理的关系论梳理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以理统情、以理灭情、以情抗理、情理兼容。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特征。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视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出土文献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日益突出。2015年6月6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百年来的出土文献,尤其是新出土或新整理的资料,从出土文献与古史研究,出土文献与秦汉制度史研究,出土文献与秦汉政治、行政、法律史研究,出土文献与学术史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展示了考古发掘、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新进展,为先秦秦汉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新视角,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谈谈搞好“思想道德修养”课中集体主义教学的一点体会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高校德育教育的三大重要内容。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课 ,作为贯彻实施对大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 ,理应在这一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当前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要在对学生的集体主义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 ,必须知难而进 ,加强理论研究 ,改进教学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 ,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收到好的效果     

乘“虚”而入--当代中国“网络写史”的可能与限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不知不觉之间我们步入了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时代,“数字化生存”正在日益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是否加入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历史的必然”,而与之相伴随的历史书写与记录模式也即将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这或许也将使中国的史学面临着一场千古未有之变局,而如何应对这一变局则成为每一个学史之人考察与思考的题中之意。     

中国古代文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两个术语,是对诗歌基本性能与特点的两种概括."言志"说与"缘情"说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文学功能的意义,而后者却强调文学本质的意义,两者体现于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同等重要,密不可分.一种传统理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这种观点重视"言志"而忽视"缘情",认为"言志"才是诗歌的主流.其实,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优秀的诗歌作品无法离开"缘情"而单纯地"言志".通过分析杜甫的诗歌创作,来探讨"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社会·经济·观念史视野中的古代中国”国际青年学术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

2010年1月16日至17日,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社会·经济·观念史视野中的古代中国国际青年学术会议暨第二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在清华园顺利召开,来自两岸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