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组织体制

军事组织体制是国家军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组织体制与土兵制度密切相关.其土兵武装力量包括土司武装、土司部落武装、家支武装、土屯武装等四个方面.土兵的兵种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步兵、骑兵、水兵、马兵、战兵、守兵、塘兵、铺兵等.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员额是随着中央政府官兵的强弱和战争的多少而增减.元代土兵编制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及牌子四级.明清时期土司军队大多实行营、旗制度.西南地区土兵名号仅限于湖广土司.     

明代甘青土官制度实施原因刍议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大都以西南土官为重点,对于甘青地区的土官制度研究只限于简单的阐述.明代甘青地区的土官制度有着自身的特征,它与明代西南地区的土官制度有着较大的区别.然而何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学术界讨论的并不多.本文认为明代甘青地区之所以实施以流为主的“土流参治”制度,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民族文化类型不同;二是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治理程度明显不同;三是明初西北、西南地区所面临的边疆问题不同.     

明代中期广西“狼兵”、“狼人”的历史考察

本文从明中期桂西土兵东进大藤峡地区建立武靖州的进程去考察"狼兵"、"狼人"之称出现的历史过程,认为正是由于桂西土司独特的内部组织、明中期大藤峡地区的动乱,以及官府对桂西土兵的定位及使用策略,在土兵与大藤峡地区的"民"和"猺獞"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狼"由桂西土著山民而成为军事组织的类目、社会身份的标签,并逐渐成为一种族称。"狼兵"或"狼人"的出现,实际上是明代中期广西地方动乱、土司势力和王朝户籍赋役制度三者错综复杂关系的缩影。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土兵探析

因元明清等朝土司制度的规约,乌江流域历代土司因军事征调而组建土兵武装,装备刀剑炮铳等冷热兵器,兵器独特而具有强悍战力。乌江流域土兵通过血缘亲情、严明纪律、有序组织、严格训练等被加以管控,对元明清等朝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统治有较大影响。乌江流域土司时期土兵现象包含维护国家统一、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开发、巩固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土家族土兵在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重大贡献

明朝嘉靖年间抗击倭寇的战争,是中国各民族人民联合抗击外侮、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场自卫战争。土家族土兵同汉、壮、苗、瑶、畲、仡佬等族人民一起,沉重打击了倭寇的残暴势力,为驱逐倭寇,保卫边防作出了重大贡献。正确认识和评价土家族士兵在此斗争中的历史功绩,对于恢复历史本身面目,对于加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自尊,对于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传统教育,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火器应用与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长期以来,学界在解释改土归流政策成因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对于明清两代何以有能力完成此项历代无法完成的任务的可能性问题所涉甚少.事实上,明清两代之所以能够完成此项任务,是与这一时期火器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分不开的.火器是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重要技术保证.     

元代广西的土官制度

元代广西的土官制度是继唐宋的羁磨制度发展而来的,也是明清时期广西土官制度的发端。元代广西土官制度是处于继往开来的地位,研究广西土官制度就不能不研究元代的,否则,对广西土官制度发展全貌就无法得到充分的了解。早在蒙古贵族军事力量统一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前的南宋开庆元年,蒙古将领乌兰哈达曾经率领三千骑兵和“蛮僰万人”,在攻占云南后又沿滇桂边境进入广西,攻下了     

在中国-东盟架构下的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制度思考

本文归纳了东盟国家语言的概况,分析了东盟国家语言与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语言的关系,结合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中国西南地区外语人才的需求特点,指出了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给当今社会特别是给西南地区带来的弊端,最后对外语教育制度提出了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激励化的系统改革构想,并从逻辑学、社会学、民族学、法学以及国际比较等角度进行了论证。     

广西土官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唐、宋两王朝在广西部分地方实行的羁縻制度,是元、明、清几个王朝在广西部分地区实行的土官制度的窠臼,因此,我们研究广西土官制度各种问题时,就必须从唐、宋时期开始。 广西的土官制度,从唐、宋以至明、清,有的土州延续到民国初期才进行改土归流,它     

吐蕃政权的传统军事思想初探

藏族自青藏高原上兴起之后,便开始了其四方征伐的历史.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吐蕃政权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这就是吐蕃政权的传统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体现的是古代藏民族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可以说是藏民族智慧的结晶.迄今为止,对吐蕃政权传统军事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文章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近年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研究动向

过去,我国一直试图对日本的基础文化和渊源同其周围地区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探究它们在历史上的联系。尤其近年来,由于围绕着所谓“照叶林文化”的各项研究,包括神话和民间传说等的比较研究的开展,各个研究领域对中国华南、西南地区的研究工作极为重视。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华南和西南地区,语言和种族相异的民族分布错综复杂。这些民族现在流传的文化,许多与日本和东南亚各地的文化有密切联系。关于这一点,一些前辈早有论述。此外,在东南亚各地,根据迄今的实地考察和文献的研究成果已了解到该地区各民族     

剑拔驽张库尔德人

10月17日，土耳其议会高票通过决议，授权军队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实施越境军事打击，土、伊两国边界局势骤然紧张。当土耳其屯兵10万于土伊两国边境地区，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越境军事行动时，库尔德人也在积极备战，并不断对土耳其发出警告，声称土耳其若采取越境军事行动，将意味着地区战争的爆发。一时间，库尔德人问题与中东地区安全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     

从蒙金战争看成吉思汗的战略战术

史书称颂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这其中虽有某些溢美的成份,但却是对成吉思汗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的最好概括。特别是到了他的后半生,在攻金战争中,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表现尤为突出、鲜明。其战略战术,与漠北统一战争时相比,又有了很大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研究概述

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因此,民族识别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总体来讲,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学术探讨两个大的阶段。政府主导阶段的民族识别主要是在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在民族识别的依据坚持了科学标准与民族意愿并重的原则,而且日益向后者倾斜。而学术探讨阶段首先对之前西南地我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进一步集中讨论了西南地区待识别民族的族属问题、族群认同问题,并对西方学者解构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观点进行回应与讨论。西南民族识别的研究未来还需在理论评价、族属遗留、“56个民族”框架下西南民族的演变等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     

论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与生态环境

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包括万物有灵的认识观、普遍约束的宗教观、适应环境的和谐观、适度开发的发展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这些生态观念来源于民间口传文学、宗教信仰、禁忌习俗、乡规民约和习惯法、生产劳动等形式.研究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党和政府制定正确的生态环境政策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相互协调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论民族与战争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于民族与战争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与深刻阐述.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与战争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常常联系在一起;民族矛盾达到一定程度会导致战争,在战争中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而战争是实现民族最终解放的根本途径.     

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

广西土官制度的存在是与改土归流共始终的,而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又最引人们的注意。本文仅谈明代的改土归流问题。明朝除在桂西土官传统统治区继续推行土官制度外,还在桂东非土官传统统治区设设置了许多土巡检或副土巡检亦属土官之列,但这类土官的设置或革废的情况比较复杂,故这类土官的革废,本文亦不涉及。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流自明初就开始了,直至明后期都断断续续的推行,改流的地方也不是很少。洪武初首先被改流的是钦州七峒长官司;不久,太平府也被改流。     

明代桂西土司力量在大藤峡地区的更替——兼论大藤峡瑶民起义的发生

明朝廷通过土司而控制狼兵,在卫所制度破坏后,朝廷征调大量狼兵东进大藤峡以维护江道畅通。围绕大藤峡的区位利益以及对安南问题的处置,朝廷与桂西土司、以及土司内部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博奕,遂有不同土司力量在大藤峡地区的更替,此即明代文献所见的大藤峡猺乱事态的重要背景及原因之侧面。     

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流述议

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土归流过程有它自己的特点.康雍间及光宣间改流的比较多,二者间则寥而无几,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康熙二年镇安府首先改流,康熙五年改流的有西隆州、上林长官司,康熙二十八年改流的有陀陵县,康熙五十八年思明州改流.雍正五年泗城府改流;雍正七年以东兰州的东院内六哨改流,同年归顺州改流;雍正三年废龙州土州时析其地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