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范式背景下的刑事司法模式选择

刑事司法改革实践就是不断地进行价值选择,不断地调整体现多元价值构成的诉讼模式的过程。而立法和司法实践与法学研究都过于重视制度借鉴本身而忽视了价值范式的研究与总结,而这正是司法改革的根基。传统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体现了实体价值的一元论,却忽视了程序正义独立价值及其背后的人权保障价值。但是强调程序价值亦不能忽视其与实体正义之间的衡平,采用混合式诉讼模式是当下我国衡平司法价值冲突下的理性选择。     

从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谈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

诉讼效率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 ,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正是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但反思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存在的一些问题 ,需要以最低公正标准予以完善 ,以促进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司法认知的价值之维

有些事事实不需要证据证明,法官依职权直接确定为真实,这就是司法认知。司法认知规则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我国法官职权强甚至超强,当事人主体地位弱甚至超弱的情况下,更需要划清法官的职权范围,理清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界限,司法认知的现实意义凸现。司法认知的主要现实意义是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和提高诉讼效率、促使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扬长避短。     

刑事诉讼模式的比较法经济学分析

影响诉讼模式选择的因素固然很多，诉讼经济作为考量诉讼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可或缺。不同的诉讼模式处理案件所需要的诉讼成本和获得的诉讼收益存在差别，诉讼模式的选择要重视诉讼效率和正义的契合，构建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应充分考虑诉讼经济问题。     

美国辩诉交易诉讼价值新探

辩诉交易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它的出现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美国学者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非议,但是它在各种批评声中日渐完善,并深深影响了其他国家。辩诉交易满足了刑事诉讼效率价值的基本理念,并有正式审判所不具有的特点。尽管它自身也存在不少消极影响,但是它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兼顾了公正的实现,这一点对我国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民事简易程序的价值选择

公正与效率是民事简易程序必须考量的两个既互相依存又有所冲突的价值目标。在司法与诉讼活动中,民事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既包括公正,又包括效率。民事简易程序价值取向的定位就在于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协调。     

法院诉讼指挥权的价值分析及制度构建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由超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过程中,更加强调当事人的主体作用,法官职权得以弱化,这一变革对促进诉讼的民主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若过于强调当事人的主体性而忽视了法官对民事诉讼进程的指挥作用,可能会导致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从而引起诉讼迟延。因此需就法官对诉讼进程的指挥作用予以规范,设立法院行使诉讼指挥权的原则,即依法恰当行使原则、中立性原则及不违反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原则,在此基础上将法院的诉讼指挥权分为程序性的指挥权和实体性的指挥权,以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实质上的公正价值,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     

论我国刑事书面证言的庭审运用与刑事诉讼价值

刑事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而在庭审中运用，这为我国立法所允许。但我国对其缺少规制，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滥用。本文主要研究刑事书面证言的庭审运用对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的影响。首先，从诉讼公正的角度出发，文章分析了刑事书面证言对于诉讼公正价值的正面、负面影响。接着分析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刑事书面证言的庭审运角对诉讼效率的现实意义。在分析、总结利弊的基础上，对刑事书面证言是否应在庭审中使用作出了选择和取舍。     

诉讼效率与公正的冲突及衡平——"点选警察制"的法理与实证分析

点警制是新生制度,目的为提高办案效率,却混淆了权力与权利的界限.通过分析诉讼效率与诉讼公正之间的冲突关系,发现点选警察制没有根本性提高办案效率,反而加剧控辩力量失衡,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程序正义.     

论刑事审判集中审理原则

根据刑事审判集中审理原则,刑事案件的审判应当不间断地持续进行直到审理完毕。这一原则必须与其他诉讼原则相联结,才能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同时,还应当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这一原则。     

论司法正义及其在我国的实现途径

司法正义是现代法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司法正义的实现受到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的高度重视.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司法正义及其实现问题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首先探讨了司法正义的含义及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然后对法治社会实现司法正义一般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作了分析,最后根据司法正义实现的基本条件,结合我国的现状,重点探讨了在我国实现司法正义的具体途径.     

中国利用FDI的经营方式选择及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技术进步促进效应近年来受到颇多怀疑和争议,采用索洛"余值"法,利用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贡献率进行测算,对中国利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量化研究,可以看出"以市场换技术"的FDI战略并未收到成效,从FDI的经营方式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充分利用合作合资方式引进自己需要的先进技术,对独资经营的外商投资甄别挑用,加大对国内利用FDI行业的企业研发能力投入,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最终实现企业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     

论司法公正及其实现

建立一个公正、廉洁、高效的司法制度是全社会的共同心愿 ,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司法公正的实现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长期过程。就我国现阶段而言 ,要保证基本的司法公正及其实现 ,笔者认为必须做到立法公正及严格适用实体法 ,确保司法独立 ,严格遵循程序 ,高素质的司法人员 ,完整而有力的司法监督体系。     

后现代正义观及其对司法公正建构的启示

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当代法哲学思维的一次重大转向,它主张视角多元和反本质主义,不承认法律具有固定的含义和本质,认为法律的普遍性是虚拟的宏观话语,反对普适主义的超验法律观。从价值的观点看,后现代法学采取一种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方式来界定正义,强调微观的、具体的、实践的正义,从而对司法活动提出了新的审视。由此,在法治建设中出现了诸如程序本位与正义的冲突,如何向弱势群体运送正义等问题。后现代主义的新思潮有助于我们对以往的正义观进行反思,启发我们给正义标准以现实的人文关怀,以便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ADR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塑

我国的法院调解兼具司法与替代性解纷机制两种特征,从ADR的角度看法院调解,法院调解与其他非诉解纷机制一样具有相同的制度补充机能,也完全可以主动用来将正义因素吸收进法治体系中,并增加法治中的自治因素。在宏观结构上对于法院调解制度所作的正当性论证,还有助于从微观层面上切实地设计出可行的具体操作规范,在合意性和效益性之外,强调其差异性、科学化和自治性,以改善以往实践中的不利因素。     

论ADR与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的耦合

ADR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灵活性、易执行的特点,与诉讼方式并行不悖.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ADR机制有助于实现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与经济法纠纷的复合性、新型性、技术性等特征契合,弥补了司法诉讼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的不足,对于完善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实践中,仍需解决ADR机制在经济法纠纷解决中的有效性和规范化问题,实现与国家司法权的协调互动.     

西部城市化及其模式选择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加速西部的城市化进程应是重要的内容。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西部城市化的发展及现状 ,借鉴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对西部城市化的模式选择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建构--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扩大当事人的诉权保障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何在纠纷解决与司法资源的利用上寻找一个平衡点,成为现代法治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非诉讼纠纷解决(ADR)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各国的民事司法改革中备受关注.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应在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大框架中统筹考虑,以确保我国整体纠纷解决机制趋于合理与完善,从而使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得以实现.     

诚实信用原则与ADR的完善

ADR是指非诉讼纠纷解决方法或审判外纠纷解决方法,由于各国历史传统与文化的不同,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差异很大,在我国主要是调解。诚实信用原则以其不确定性和衡平性的特质正好契合了在法制化大背景下的ADR制度的要求。文章通过从分析我国ADR中存在的问题和我国现行立法的不足入手,指出我国ADR的完善亟待引入诚实信用原则,并提出了完善我国ADR的建议。     

法律方法及其在实现司法公正中的意义

法律方法是法律职业者在解决案件过程中,针对法律文本的理解、法律事实的发现及以法律的具体适用所采取的技术或手段,从而使法律问题的解决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与权威性。法律方法是知识与技术、理性与经验、科学与人文的高度统一。对于司法公正而言,法律方法能保证司法活动的科学化和合理化,使司法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技术而发挥作用,并能够确保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