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萌芽》月刊

一九三○年一月一日创刊于上海的《萌芽》月刊,在它酿酝出版的时候,正是《太阳社》、《创造社》的一部分人员与鲁迅先生的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内部论争结束不久。在党的领导下,一个新的左翼文学的阵容即将成立,《萌芽》的执笔者大多是后来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骨干。《萌芽》月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外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名著方面的介绍是作出了贡献的,鲁迅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曾以《溃灭》的译名连续刊登于《萌芽》各期上。《萌芽》月刊对以胡适、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了剖析和抨击,把他们一伙为国民党效劳的反动嘴脸揭露无遗。鲁迅的《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好政府主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成为刺向《新月     

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纠葛

1930年代左翼文学-9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具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许多作家既有左翼文学的倾向,又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作家主体意识的左右互换、作品内容中所呈现出来的颓废与反抗主题及鲜明的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三个方面。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左翼文学不成熟的表现,但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文学发展状态。后来因过于强调左翼文学的政治性而导致二者分道扬镳,甚至出现了二者相互对立的局面。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论徐志摩的诗歌

徐志摩是著名的诗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从一九二二年留英回国,到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在中国文坛大约活动了十年。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四个诗集。徐志摩复杂矛盾的观点与非凡的才华,从二十年代起就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或严厉谴责,或热烈赞扬。半个世纪来对他的评价一直未取得一致意见。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位曾在中国新诗运动史上发生过影响的作家,作出较为切合实际的评价。 徐志摩是新月派诗人。过去评论界大都认为新月派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新月派的诗歌,内容上是反现实的,形式上是唯美主义的。近年来,对于新月派的性质有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刊物中的朝鲜声音

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大众文艺》等左翼文艺期刊对朝鲜左翼作家和“同伴者”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部分翻译介绍,它们是两国左翼文学交流的踪迹,是两国现代文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月”派中有派

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在论述新月派的时候,往往都过于笼统,仿佛新月派同仁是铁板一块,这似有一刀切的弊端;而“新月”理论家梁实秋曾在《忆新月》及后来的谈话中,又多次声言“新月没有派”,这话也不正确。在我看来,新月派同仁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没有派”,而是派中有派。新月派是由一些思想和艺术主张既有共通之点,而又不尽一致的同仁松散地集合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的矛盾的社团和流派。我以为,仔细地对“新月”的派中之派进行区分,有助于对它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新月派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文学观

新月派成员多有留学欧美的背景,重视中外文学交流,擅长文学创作与翻译。新月派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也是其文学观念的重要载体。从新月派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标准和翻译实践等方面入手,可以多方位观照新月派现代的、世界的文学观,从而正确认识新月派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与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为当下文学的转型提供启示。     

论“山药蛋派”

文艺界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西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看作一个文学流派,是五十年代的后期。他们或被称作“山西派”,或因山西省文联出版的《火花》为他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刊物,而又被叫做“火花派”,郑重的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的说法则为“山药蛋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于一九四三年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发表,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路线在山西抗日根据地贯彻、执行的产儿。     

鸳鸯蝴蝶派与左翼文学

以鸳鸯蝴蝶派为参照系观看左翼文学,可以发现从鸳鸯蝴蝶派到左翼文学,再到当代文学中的大量"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实际上是具有比较清晰的"草蛇灰线"可寻的。五四新文学革了鸳蝴派的命,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但五四新文学由于不重视文学市场而渐趋式微,又被重视文学市场的左翼文学革了命。左翼文学在重视文学市场方面与鸳蝴派是相通的。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不论在何种时代,都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域外文学“体验”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影响

域外文学对于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而言并非单纯的阅读经历,而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透过日积月累的域外文学“体验”,逐渐形成“俄苏体验”“美国体验”和“日本体验”三大谱系,其中又以“俄苏体验”最为显著。俄苏文学激活了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的革命想象,不仅茅盾、蒋光慈、王统照、丁玲等既成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而且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叶紫、艾芜等新进作家也明显受到俄苏文学的熏染,从而充分显露出“俄苏体验”所引发的创作效应。在为数众多的美国左翼文学家中,单纯从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影响力而言,无人能出辛克莱之右,茅盾、萧红等左翼作家都受到辛克莱的影响,在他们创作的左翼乡土小说中留下了印迹。在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留日学生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较于留学其他国家者而言成为左翼作家的数量最多,由此也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不可小觑的影响因素。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域外文学“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启示以完成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创建,由此也使得中国左翼乡土小说与世界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之间形成紧密联系,从而成为国际左翼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学的伦理与伦理的文学

文学不仅提供历史素材也是人类道德生活史的画卷,它揭示人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存在,是人类追求诗意性存在的成果;伦理学追问生活及人存在的正当性,是人类追求合道德性存在的结晶。二者的结合为我们展现既美又好的生活,即人最好的存在方式。     

从社会背景分析日本文学由自然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向的必然性

明治文学从1906年开始到1910年,呈现出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各自繁盛的局面。1912年前后,此局面逐渐崩溃,日本文学走入新的成熟与分化,到1923年9月左右即被一个新均衡替代——社会主义文学与新感觉派成为当时文坛引人瞩目的双璧,而1914年正是日本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重要一年。考察其前后文坛情况与社会风貌,可以发现,代表日本近代文学的自然主义文学与代表现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学之间有密切关系。     

俗文学的内涵及雅俗文学之分界

以"通俗"起家的文学巨树,分成俗文学与雅文学两个枝杈。俗文学经流变发展形成四大子系: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文学及现代化音像传媒中属于大众通俗文艺的部分。要将雅俗文学作精确的分界是很难的。我们认为,在古代可定义它们为"雅文学"与"俗文学";在现代文学时段中,则可定义为"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目前,因循文化市场的规律,两个文学分支渐有靠拢的趋向,甚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适俗"但不"媚俗"。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将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大的收益。     

“中阶文学”概念与雅俗文学界限的打破

目前,国内学界常将一些介于雅俗文学之间的作品(比如无名氏、徐訏等人的创作)误认为是打破了雅俗文学的界限,对此需要加以澄清,并用一种"中阶文学"的新概念加以定义。同时,随着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属于这个文学(文化)类阶的作品正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介绍和引进这一重要的理论新术语和新思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中阶文学",在于其是否具有传统伦理道德观或中产品味,并将此(庸俗化的、保守的、过度感伤而显得做作的)品味美化,投诸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判断和呈现。     

《文心雕龙》与吴地文学

刘勰的《文心雕龙》有着深厚的南北文化交融的特色,吴地文化是其重要的文化底蕴.这与刘勰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吴文化圈域内有密切关系.《文心雕龙》的吴地文化烙印突出体现在刘勰对南朝文学的浓厚兴趣.刘勰认为,南朝文学整体特色是“新巧”,这一时期家族文学繁盛.这一评价是历史上较早对吴地文学甚至吴文化作出的理论概括.对于吴文化的代表人物陆机其人其作,刘勰也有较多关注.《文心雕龙》就是对《文赋》的继承和发展.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论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隔”与“不隔”

少数民族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是当下一些文学史学家关注的问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究其因最根本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存在的"隔"与"不隔"现象."不隔"是共通性,"隔"是在语言通畅表层意思"不隔"基础上存在的对作品深层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上不可深进的精神状态.当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入汉文学史时以汉文化视角去阐释就会出现深度理解上的"隔"现象,从而造成文学史编撰上的难度.     

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的基本特性辨析

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直观阅读经验的审美反思,是反思后的表达,是表达中的反思;主体性、象征性、语境性、对话性是批评言语的四大特性。文学鉴赏虽是属于前文学批评的直观阅读活动。但它追求一种深度艺术体验,与诗意人生相融合,在阅读态度、方式、境界上与文学消费有质的区别。     

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依附和分离

20世纪的俗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发轫、发展、确立、繁荣、萧条、重新崛起这一大致完整的历程后,依然未能找到自己的学科定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始终处于依附与分离相互纠缠的状态中。只有从本质上剥离二者的关系,才能促进俗文学学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