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的中国文化传播

《桃花扇》是我们民族的故事。《桃花扇》凝聚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桃花扇》传播着中国历史文化的信息,堪称是中国历史剧的典范。《桃花扇》还渗透着家国文化的因子。这种家国文化中的去国之悲也形成为浓重的文化心理,根植于国人的内心深处。《桃花扇》还打上消费文化的印记,传奇《桃花扇》记述的晚明的故事,同时记述晚明的时尚生活。《桃花扇》描述的是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桃花扇》艺术是南京城市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第五篇]南京印象记——在名著中发掘南京的气质

翻开《吴都赋》、《桃花扇》、《白门买书记》、《南京三年》、《南京日记》、《南京的思念》、《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等，每一部书、每一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都是一个似曾相识却又渐渐远去的背影，却又分明透露出南京文化的底气。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桃花扇底话兴亡——孔尚任和他的《桃花扇》

南明遗民心态和民族意识及阶级立场是生长在清朝初期的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重要思想根源。《桃花扇》刻划了南明时期主张进步的东林党人、腐败的权臣和进步的军队将领三类人物的面目。《桃花扇》以李侯爱情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展现了南明王朝的政治斗争及其安危兴亡，寄托着作者思国忧民的心情     

论梁启超的史剧观——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为了"振国民精神",极力宣扬《桃花扇》的民族意识,成为清末民初第一位勾稽史实、探索《桃花扇》创作主旨的学者。与孔尚任自己的评点本《桃花扇》相比,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在批注范围和批注内容上都围绕史实展开,反映了极具梁氏色彩的史剧观。     

论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与研究——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梁启超为《桃花扇》作注所用底本为暖红室校刻《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桃花扇》.梁启超用批注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来研究《桃花扇》,和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治学理路及其转变有关.他为《桃花扇》作注,主要是旁征博引、依据史实,指出剧中情节本事,介绍剧中角色生平.梁启超对《桃花扇》作为虚构叙事作品有清醒的认识,他对同剧作本事、人物生平来说的移易时地,给予了理解和肯定,并指出了孔尚任具体运用的叙事技巧.他又能从舞台演出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桃花扇》创作的虚实相间.只是在几处情节严重失实的地方,梁启超对孔尚任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批评.     

《长生殿》与《桃花扇》的互补性

《长生殿》与《桃花扇》具有互补性 ,在题材选择上 ,前者偏于虚 ,后者重于实 ;情政选择上 ,前者偏于情 ,后者重于政 ;悲剧成因上 ,前者偏于内因 ,后者重于外因 ;哲理命意上 ,前者是悲怆 ,后者是悖论。《长生殿》与《桃花扇》各以其独特风姿 ,共同丰满了中国古典传奇剧坛     

《桃花扇》与明史案

《桃花扇》是一部著名的古典历史剧,也是一部评价最为分歧的作品.建国三十年来,就《桃花扇》的思想性和它所涉及的有关孔尚任罢官问题,学术界曾展开过热烈的争论.持肯定说的同志认为《桃花扇》是表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优秀剧作,孔尚任因此而罢官;否定的意见则出现在六十年代中期,认为《桃花扇》为适应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应运而生,其中最有力的佐证之     

《桃花扇》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读施祖毓《桃花扇新视野》

大凡文学史上的名家名篇,历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桃花扇》也一样,要写出新意,超越前人,实在不易。但读了《桃花扇新视野》（以下简称《新视野》）之后,笔者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其材料的翔实与丰富,分析的透彻与深人,确实使《桃花扇》研究的视野变得开阔了起来,而对研究中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也作了较为透辟的论述。 在文学研究中,有一些作品是必须给予一个确切的定性的,尤其是那些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大型作品更是如此。《桃花扇》便属于这样一类作品。孔尚任自己在《桃花扇小引》中就明确说过：“《桃花扇》一剧,皆…     

论《桃花扇》最初并非表达兴亡之感的作品

孔尚任在石门山隐居期间创作了《桃花扇》初稿,他在《桃花扇本末》中说:正是有感于李香君的故事“新奇可传”,才产生了创作《桃花扇》的动机。可见,他创作《桃花扇》首先是出于一种“传奇”的心理。孔尚任积极入世,1678~1681年三年之间,两次求取清廷功名,这期间的创作根本不可能抒发兴亡之感。事实上,他隐居期间创作的诸多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篇与抒发兴亡之感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桃花扇》最初并非为表达兴亡之感而作。     

近世戏曲史事杂考

近世以来，戏曲史事颇多讹错。经考辨，“孟子书”非宣讲圣贤之言的说部，而是一位管理京瓦伎艺的乐官；《冯玉兰》非元杂剧，而是明人作品，明永乐、宣德后作者被托名为元人；据明代曲家陈铎《滑稽余韵》和《秋碧乐府》，川剧形成于明中叶，非一般所谓的明末清初；清代名剧《桃花扇·哀江南》非孔尚任独创，而由孔氏对其好友徐旭旦《旧院有感》略作修改而来，《桃花扇·小引》亦源自徐旭旦《桃花扇题辞》。     

“雪”舞美城：张小雪印象

他是欧洲三个国家的音乐指挥家，是国内少有的高水平演出出品者和推广者之一，是南京四大剧院的“总掌门”：他较早地使欧洲先进的剧院管理模式登陆国内，引进国外顶级水平的演出团体和个人数百个．并策划演出了超过1000场国内外不同种类的演出，推动南京高雅艺术演出走向成熟：他策划制作的精品舞台剧——昆剧《1699·桃花扇》在世界多国巡演．产生轰动效应。     

脉·势·韵──《桃花扇》艺术结构的传统美学观照

脉·势·韵──《桃花扇》艺术结构的传统美学观照刘中光历史名剧《桃花扇》为孔尚任的呕心之作，其艺术结构向为人们称道．本文试图以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予以探讨，借以取得师友教正．脉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相对于西方美学有一个特别的概念：脉。刘勰名之“义脉“，张...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桃花扇》研究

本世纪前半叶的《桃花扇》研究,囿于严峻的政治及社会环境,学者们主要着眼于对《桃花扇》政治层面的主题意蕴的阐发,但也有不少学者试图从文学层面审视《桃花扇》,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本文之目的即试图通过这 50年学界有关《桃花扇》研究的论文、文学史著及相关研究论著的考察,对其得失予以客观的评价。     

《桃花扇》版刻源流考论

《桃花扇》问世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康熙间介安堂刻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刻本,也是其后所有刻本的祖本,刻印精良。《古本戏曲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桃花扇》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康熙间两函八册本,但该本存在很多缺陷和错误。《桃花扇》最晚近的刻本是刘世珩(1874-1926)在清末民初主持、组织刻印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并先后进行了多次校刻。     

《桃花扇》中《寄扇》《余韵》出套曲的作者问题

一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中,第二十三出《寄扇》点明“桃花扇”的来历,李香君唱了一套哀婉动人、酸心刺骨的北曲。续四十出《余韵》是全剧的总收场,苏昆生以弋阳腔演唱的《哀江南》套曲发抒了强烈的亡国之痛,是全剧的主题所在;文辞艳绝,色彩凄迷,音节哀响,三百多年来传诵人口。然而,这两套在全剧总体构思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北曲,其作者仍有争议。三十年代,卢冀野首先发现孔尚任的友人徐旭旦的《世经堂诗词抄》卷三十有《北双调新水令·旧院有感》一套,与《桃花扇·余韵》中的《哀江南》套曲只在某些字句上稍有差异。十年后,他撰写了《〈桃花扇·余韵〉出哀江南曲之本来面目》一文,肯定《哀江南》是孔尚任借用徐旭旦的《旧院有感》点染而成。此文发表在上海铁路系统办的     

近世戏曲史事杂考

近世以来,戏曲史事颇多讹错。经考辨,"孟子书"非宣讲圣贤之言的说部,而是一位管理京瓦伎艺的乐官;《冯玉兰》非元杂剧,而是明人作品,明永乐、宣德后作者被托名为元人;据明代曲家陈铎《滑稽余韵》和《秋碧乐府》,川剧形成于明中叶,非一般所谓的明末清初;清代名剧《桃花扇.哀江南》非孔尚任独创,而由孔氏对其好友徐旭旦《旧院有感》略作修改而来,《桃花扇.小引》亦源自徐旭旦《桃花扇题辞》。     

田舜年与《桃花扇》新议

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说:“楚地之容美,在万山中,阻绝入境,即古桃源也,其洞主田舜年,颇嗜诗书,予友顾天石,有刘子骥之愿,竟入洞访之,盘桓数月,甚被崇礼,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盖不知何人传入,或有鸡林之贾耶!”《桃花扇》进容美,是国内民族文化交流长河中,一簇美丽耀目的浪花,文学界的论述颇多,由于没有找到“鸡林之贾”,总觉美中不足,又由于对田舜年每宴必奏《桃花扇》的认识,多限于“故明恩德—家学渊源—颇嗜诗书—恒演《桃花扇》一怀念”这样二条轨迹,     

清代中晚期《桃花扇》演唱与接受刍议

《桃花扇》问世不久,即得到频繁搬演,孔尚任就曾多次在多地观赏自己的这部作品的演出。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桃花扇》流传和上演的地域更加广泛,但演出次数减少,有记载的演出仍多为全本搬演,但已有折子戏的上演。道光朝至19世纪末,有记载的《桃花扇》的演出绝大多数都是折子戏或清唱。《桃花扇》清代演出的流变,与传奇戏曲在清代的演出形态的流变、昆腔与地方戏的"花雅"之争的动态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

０世纪百年内文艺思潮的演变,深刻地影响了对历史悲剧《桃花扇》的评价。１９０３年,梁启超从振兴“国民精神”的思想认识出发,打出了《桃花扇》的民族主义旗帜,并于１９２５年完成了注释《桃》剧的工作。他以治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剧,“史识”多,但“艺识”少。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运用历史唯物论来评价《桃花扇》,肯定了作者孔尚任的爱国主义思想,评析了《桃》剧的艺术成就,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但自１９６２年９月以后,意识形态领域里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极“左”思潮泛滥,孔尚任和《桃花扇》遭到了批判,“文革”中被彻底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思想活跃,孔尚任《桃花扇》的研究得以回到正常的学术轨道上,涌现了一批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