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中国现代小说史雅俗论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不断抬高通俗小说的地位,使其与新文学的"雅"小说相提并论,以改变过去那种无视通俗小说的文学史格局.然而,从雅,俗角度叙述现代中国小说仍值得商榷:从起源上讲,小说具有俗的特点,并非雅文学;在新文学发生之初,倡导者看重的本就是小说"通俗行远"的特点,并未赋予小说以"雅"性;后来在批判"鸳鸯蝴蝶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为人生"还是"消闲"作为评判小说雅俗的人为标准,而这一标准在逻辑上是反小说性的,且不符合现代小说创作史实.所以,今后应破除雅俗二元论,审慎考虑现代读者阅读接受情况,重新遵选作品,编纂新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国古文化系统中的“雅”与文人雅风尚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文化见解,这就是“雅”与“俗”的分野:《荀子·儒效》篇有“雅儒”与“俗儒”之辨;王充《论衡》有“俗父——雅子”、“俗材——雅徒”的对举;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有“人物雅俗”之说;隋文帝整饬宫庭音采,“分雅俗二部”。“雅”与“俗”无疑是两峰对峙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人一再提到的“雅”,正是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位文化、雅文化,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是明白无误的。《诗经》、《周礼》、《论语》等著作中屡屡出现的与“雅”关联的审美命题或概念如“雅道”、     

“前《五经》时代”的文本思维与文本诞生

作为经典文本的《五经》之后,是中国古代文本的不断发展时代,而"前《五经》时代"则存在一定的文本形式与文本思维。从文本的物质形式看,文本有物质性、传统型两种形式;从文本产生、发展的角度看,文本有口述、"口述—图像"过渡、符号三种形式。夏、商与西周早期人,具有前后一贯、持续沿袭的思维模式或语言表述方式。而假定意义上的"第一个"文本诞生之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作品"概念所无法替代的。     

江南大众娱乐文化与明清通俗小说的崛起——兼论明代通俗小说史“近两百年空白”一说

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诞生之后,通俗小说史是否存在着近200年的空白？中国古代文学何以在明代后期迎来通俗小说的时代？对此,人言言殊,莫衷一是.本文从大众娱乐文化视角,探讨了明清通俗小说大众娱乐文化商品的属性,认为作为小说商品,明代前中期根本不曾存在什么“空白”;而作为小说文本创作,就创作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之后,的确出现了较长时段的断档.通俗小说时代姗姗来迟,恰与通俗小说作为大众娱乐休闲文化商品消费时代的迟到直接相关.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清代“红楼戏”在戏曲体制上的因循与新变

清代中叶,根据《红楼梦》小说进行戏曲改编是当时剧坛上的热潮之一,其成品有雅、俗两类,其中分属雅部的昆曲类则更具代表性,包括传奇和杂剧,然又以传奇居多。而明清传奇在其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格局,单就体制而言,仅在出数和出目、用曲和曲牌、脚色、开场和下场及生旦冲场等方面就有不少具体细致的规范。对于这些规范,《红楼梦》戏曲有遵守也有破之不守的,可谓因循与新变并存。     

“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圣经》叙事模式解读

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十七年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而史无前例地承载着太多的重负。作为缔造共和国"神话"重要文本的"十七年文学",我们能够很轻易地找到这种神话叙事与别的神话叙事,比如《圣经》故事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又能反过来证明共和国叙事的神话本质。"十七年"短篇小说这一最迅捷、灵活地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样式,与《圣经》,特别是《新约》故事在叙述模式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鲁迅笔下的“猫头鹰”及其他

鲁迅把猫头鹰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象征 ,分别在《秋夜》和《铸剑》中塑造了为“争天”而呐喊和带剑去“杀天”的猫头鹰的战斗形象     

辨析《老子》之“物”

《老子》中的"物"主要分为"道"、天地、万物、器物等四类存在体。"道"是绝对的"有",是形上之"物",它开出了天地、万物等天然现象之"物"。"道"在展开自身的存在过程中孕育出天地,继而由天地的运作产生万物。在这一宇宙生成论中,"道"始终"不自为大"。天然现象之"物"依"德"而展开其存在。天地的"不自生"即是天地保持着自身合理的存在状态,天地与万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万物分为自然物和人,万物的普遍存在状态是"自化",人如何"自化"影响着万物的整体走向。器物是人造现象之"物",是被动的存在体,其"德"本自万物。辨析《老子》之"物"具有三重意义:其一,理清层次、结构、关系、价值向度、侧重点、思想特色;其二,利于语词、文本的遴选和文意的理解;其三,进入"自"的向度。     

意象·象征·审美：一组“野兽”诗歌解读

野兽以其威猛的形象作为审美对象,往往为诗人们所重视。在中国诗人牛汉的《华南虎》、曾卓的《铁栏与火》、穆旦的《野兽》和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虎》以及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豹》等"野兽"诗歌中,诗人通过对"虎"、"豹"等主导意象及与之相对应的铁栏、观众意象的描绘和组合,寄寓了对社会、人生、自然的主观思考,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由此,这种"野兽"意象的力量之美也就具有了无限的开阔性。     

秦少游的“复雅归宗”

<正> 一、“复雅归宗”的历史渊源和当日词坛何谓“雅”?雅者,上接《诗经·二雅》而贯以《风》、《骚》。南宋末年的沈义父说:“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乐府指迷》)张炎更独标“雅正”,以为“若邻乎郑卫,则与缠令何异也”(《词源》)。由此可见,宋人心目中的“雅”,从审美情趣说,要求符合传统诗教,即“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等等。从语言风格上说,则力戒俚俗浅露。这个文人之“雅”,显然是针对民间之“俗”而言。     

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解读诸葛亮艺术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孔明遣马谡守街亭 ,从前因上说是理应而且只能如此 ,从后果上说是种失误 ,旨在颂孔明的严以律己引咎责躬 ,而非咎孔明的用非其人。仲达之抗击武侯 ,是以“谨慎”对“谨慎”,汉魏六朝的士大夫皆精通音乐 ,“武侯弹琴退仲达”,你弹我听 ,实乃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 ,而“两智相遇 ,勇者胜”,所以“空城计”乃千古绝唱。由于“孔明挥泪斩马谡”一则写出了孔明之自责非伪 ,一则写出了马谡之坐法难宽 ,遂使孔明摆脱了以往来自史家的左右非议 ,将之塑造成为以“法”治国、以“仁”律己、外法而内儒的千古贤相。这三个故事合则为一 ,展示了诸葛亮的“谨慎”乃大智大勇大德的圆融 ,从而也就使之成为如同孔子所说的“临事而惧 ,好谋而成者也”的典范     

“比兴”说发微

<正>"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重要传统之一,近年来学术界对它的讨论多有发明,渐趋深入。本文试图就"比兴"说发展的线索、原因及其在古代文学理论中所具有的价值,探讨一下它和古代现实主义的联系。 "比兴"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必大师……教六诗:曰风,日赋,曰比,日兴,曰雅,曰颂。"汉人《毛诗序》亦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日赋,三曰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烦。"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疏日:"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成形。用彼三     

古代鬼妻故事中的弃妇隐喻探析

中国古代"人鬼遇合"故事的结构几乎全是男为人、女为鬼,而女鬼又以恋人、情人的身份居多。本文则以有别于"鬼恋人"、"鬼情人"的"鬼妻"形象为研究对象,以唐传奇《卢江冯媪传》、三言故事《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聊斋故事《鬼妻》为例,依据社会学的"身份"理论,认为此类故事中"鬼妻"具有隐喻意义,"鬼妻"的隐喻身份就是"弃妇"。"鬼妻"形象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弃妇"的社会处境。     

音乐艺术应“雅俗并存,交溶发展”

就文学意义而言,“雅”者,高雅也,“俗”者,通俗、民俗也,伴随着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雅”、“俗”之争一直持续不断.这种互相鄙薄、互不“买帐”的情况,时有所见.这倒不完全是出于“门户之见”或“文人相轻”,而往往是各执一端:重“雅”的自认为是在认真捍卫严肃音乐的神圣殿堂;偏“俗”的却以为自己是在适应大多数群众的实际需要,各自倚持自己所长,而轻鄙对方之所短.各种现象十分有害于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正确对待和处理“雅”、“俗”之关系,以提高音乐创作、表演、欣赏和评论的水平是有益的.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王筠《说文释例》存疑之“蜜博士”考释

王筠治《说文》,善于"以俗证雅",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其于《说文释例》中所存疑之"蜜博士",古籍之中不但确有其名,而且有"将蜂"、"相蜂"、"蜜妇"、"黑蜂"、"乌蜂"、"游蜂"等诸多别名,皆是指今人所言之"雄蜂"。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雅俗初论

雅和俗是一对内涵丰富的审美范畴。在文学批评中常常用来作评判标准之一,至今在文艺评论中也屡见不鲜。评论中往往涉及到雅俗的问题,对雅和俗的评价存在相当分歧。鉴于有些文章对雅和俗丰富内涵和外延尚缺少深入了解,对雅俗概念的使用过于轻率简单,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点看法。 雅者俗之反也。刘勰说:“雅俗异势”(《定势》)。古人往往对举而论之。雅和俗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体裁、语言、思想内容。严羽《沧浪诗话》云:“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按现代分类,句、字、韵属于语言范畴,严羽所分亦即上述三个方面。下面我们就由此探讨雅和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