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封泥简议

近年来,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自从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对秦汉时的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驰骋领域。它们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而秦汉封泥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文章就其所收集资料对秦汉封泥作一简单评议,可以对秦汉封泥的梗概做更深入的了解。     

20世纪秦汉之际纵横家研究述评

纵横家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具特点的思想与文化流派,战国是它的鼎盛时期.秦统一六国至西汉武帝时期即秦汉之际这一百余年,是继战国之后纵横家发展的第二个时期.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秦汉之际纵横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对其研究成果作一爬梳整理,可以对今后学者的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非化约”论及其当下意义

在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学研究领域,本杰明·史华慈素以其思想的深邃性和思考的前瞻性而深受学术界称道。他对中国思想“非化约”特性的研究,不仅凸显了其思想史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上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价值及其转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探索·突破·超越——《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兼评自然经济论》

谢天佑教授的遗著《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兼评自然经济论》(以下简称《史稿》)是作者积累多年的一部力作。作者把“自序”命题为“寻找突破口和结合点”,阐明将思考焦点放在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之间,“选择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这个结合点,并力图通过这一结合点,将政治、经济、思想、人物、事件、史实、理论融为一体”,从微观上升到宏观。以秦汉为切口,突破既有的看法,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量变那么持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源流与规训

<正>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和研究成果,但《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问世之前,中国政治思想史未有以"通史"命名者。刘泽华先生带领诸弟子在这一领域耕耘了三十余年,或可以九卷本《通史》为标志,回应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规训1的主要问题。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源起与流派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得以创     

庄子思想浅谈

(一) 庄周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庄子》曾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这部书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美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影响都是深远的。郭沫若同志认为:“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鲁迅与庄子》)秦汉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而儒、道、法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三家。庄子正是道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庄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作。二千多年来,它的哲学思想吸引着历代的思想家,今天,《庄子》的研究方     

论民国思想史的几个特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国史研究已渐成学术研究的热点,而民国思想史研究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民国思想史,我们不能不对民国思想史的特点有一些了解。一民国思想史具有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和复杂的特点,这一特点是由民国政治史的特点决定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种思想文化并存。1840年之前,中国的思想文化比较单一。1840年后,由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单一的思想文化的存在格局被打破,除原有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外,又相继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本国资本主义思想文化。20世纪初,随…     

探求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欧阳哲生教授访谈录

导语：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代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息息相关。认真研究好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人物、著作、思潮,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而且有利于人们深入地把握现实、走向未来。因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是一个比较活跃、也是备受人们关注的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进程及其意义

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进入21世纪后又逐渐与日常生活史、艺术史、物质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汇为更为巨大的学术洪流，从后者的学术渊源——人类学汲取了实践视角等重要的学术资源，为重新书写真正的“中国”思想史提供了有效的操作路径。这些领域共同关注的概念“象征”（符号），为思想与社会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桥梁，从而把思想史研究从发现什么是“中国的”思想推向了探索“中国的”思想如何形成的更深层认识。在整体史视角下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时代思想的一种呼唤，正在成为整合华夏文明话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从地域文化走向主流文化历程的深刻揭示--《齐鲁思想文化史(先秦秦汉卷)》评介

2002年7月,山东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齐鲁思想文化史(先秦秦汉卷)》一书。该书长达56万字,论述了先秦秦汉时期齐鲁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齐鲁思想文化由地域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过程和原因,研究了齐鲁思想文化的内涵、演变与基本特点,阐明了齐鲁思想文化在构筑中国主流文化进程中的主要贡献,全面展示了这一时期齐鲁文化的主要成就,科学评价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该书的两位作者孟祥才教授和胡新生教授,是思想文化史专家,他们以其厚实的功底、扎实的研究和娴熟的技巧,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古史上,对特定的地域文化能…     

秦汉兵文化略论

秦汉兵文化略论赵明卢星“兵”在古代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以“兵文化”来概括古代人们在军事领域中的创造活动,是试图从概念上来表述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某种特质。这一文化概念并不意味着对古代军事或军事史的简单重复,而是要从军事领域中的物质基础、制度建设、理论学...     

秦汉官吏制度研究

在整个中国古代官吏制度中,秦汉的官制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秦汉以前的官制.虽然有不少专家学者写过不少的文章和     

秦汉假人傀儡戏述论

通过对秦汉时期假人傀儡戏文献史料、文物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可以排列出秦汉时期假人傀儡戏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从而证明中国古代假人傀儡戏的形成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考证和分析,还可以归纳出假人傀儡戏在起源阶段到形成阶段的若干特点,并得出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其一,假人傀儡戏的形成时间最迟不会晚于秦代;其二,秦汉假人傀儡戏在制作材质、表演方式、表演场合等方面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其三,这一时期假人傀儡戏的流传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某些风俗有关;其四,巫术是促使秦汉假人傀儡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其五,假人傀儡戏和假面傀儡戏这两个概念从秦汉时期便应作出严格区分;其六,假人傀儡戏研究的突破,也可以引发对中国早期戏剧发展史的新思考。     

走出思想史研究的旧格局——读《中国传统政治思维》

自“五四”前夕胡适首次将西方学科划分的思想引入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以后,以思想史、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之名著书,以本体论、认识论、伦理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的分块法分论一人、一派、一时代思想的方法便成为定式。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就传统思想做学问的学者们才举起各自的旗帜,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立价值。这种转变也同样发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本世纪初以来,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多是政治思想”的观点很流行,但直到80年代初,除了梁启超、萧公权、吕振羽等人几部著作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独立地位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只附属于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核心问题刍议——从赵靖教授的一个学术创见谈起

最近,北京大学教授赵靖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一书中就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模式问题提出了一个新颍的观点,他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探讨的中心问题”。我认为这个见解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秦汉区域农业开发的思想文化基础

秦汉时期是我国区域农业开发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这一高潮的形成,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思想文化层面而言,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发展、重农思想政策化、世界地理观和秩序观的转变以及兼容并蓄、功利务实、崇大尚多的秦汉文化风尚,对秦汉时期区域开发模式、进程和特点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浅谈秦汉时的博士与方士

博士与方士在秦汉历史舞台上表现得相当活跃,对后世亦颇有影响。他们的行迹不仅谱写了思想文化史上宝贵的一页,也撰写了科学技术史上的重要一章。因此,对他们的涉猎,必将有助于我们对秦汉时期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进一步了解。 本文仅从以下四个方面发表一点浅见,以求教于学术界。     

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

内容提要 秦汉时期,社会福利受到执政者重视。除了帝王诏令中多见强调优遇“鳏寡孤独、穷困之人”等词句之外,有关社会福利的立法和执法的历史记录,也说明随着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健全和政治思想的成熟,政府行政内容中已经将关于杜会福利的政策置于比较显著的地位。对于秦汉时期社会福利法规的分析,不仅有益于深化对秦汉政治和秦汉社会的认识,也有益于中国社会福利史的总结。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