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评价论稿》评介

最近,史苏苑教授所著的《历史人物评价论稿》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对历史人物评价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进行论述的著作,具有显著的特点和优点。首先,这本书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研究历史离不开研究和评价历人物的活动。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研究,可以提高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吸取历史上有益的经验教训,用以指导人们的实践。评价历史人物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可以说,自从有     

近60年历史作用标准与道德标准关系问题述评——以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史学为重心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作用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历史作用标准被首肯,而道德标准被忽略;在肯定历史作用是首要或根本标准的前提下,有限地主张道德标准;以历史进步标准消除道德标准的独立性;把道德标准附庸于生产力发展标准;以历史作用标准为历史人物翻案。这些观念及其在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实践,造成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诸多困境。至于对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文章认为：首先,不一定非得给历史人物做出一个整体性的评价,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在事功和道德方面各有千秋,难以作出总体评价时;其次,不能因为历史人物在事功方面的贡献而否定、忽略、开脱其道德的不足与问题,反之亦然;最后,评价历史人物,并非以＂成王败寇＂论英雄。     

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悲剧命运的表现和评价

由于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 ,司马迁在表现和评价法家人物的悲剧命运时 ,陷入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矛盾之中。司马迁过分地强调了法家人物道德人格的缺陷和行为的不足 ,而相对地忽视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因此 ,在《史记》法家人物的传记中 ,他们的悲惨命运并未构成悲剧性的矛盾冲突 ,悲剧色彩很淡。道德评价压倒历史评价是造成法家人物悲剧命运色彩不浓的主要原因。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 ,表现出道德评价对历史评价的部分吞并 ;这既是对历史实在的二律背反的正确揭示 ,又深深地打上了他主观思想感情的烙印     

李贽评价历史人物的特点探析

李贽打破“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标准，以自己的是非为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具有独特的特点。他注重历史人物的功利效果，讲求原情论势以品人，关注历史人物的人民性，反对用道德原则简单评价古人，主张用用辩证对比方法来评价历史人物。     

刘大年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与实践

刘大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学者们对其史学成就,已进行了不少阐述、总结和探讨,但对其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与实践,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刘大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呈现为四大特点:将历史人物融入历史情势中去分析评价、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反思,庶几将对历史人物评价方面的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再认识

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来为史学界所关注.而有关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则意见颇多歧异,呈现出泛化的趋势,这不利于推进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其实,在如何看待评价历史人物标准问题上,一是要重视民族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积淀,二是要把握基本的评价标准.这样才能从理论认识和具体研究中推进对历史人物的研究.     

历史人物研究评价的几个问题

历史科学的内涵特点,及史学研究的目的、任务与功能,决定了历史人物研究评价是个长盛不衰的课题。研究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和实事求是原则,并注意人物的社会价值,运用多维交叉的方法从史事中求史实,从史实中求史是。近代人物的研究评价,则应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中去考察它们的全部思想实践活动,具体人物具体分析地评价其功过是非。     

评价党史人物的原则与方法

研究历史是和研究历史人物分不开的，“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①在中国关严党的历史上，有一些卓越的或曾经有过卓越贡献的人物，他们个人的历史，同时屯是中共党史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公正地、客观地研究党史上这些有血有肉的人，对于更好地研究中共党史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认识一切历史现象包括历史人物的思想武香，运用这一科学方法，实本求是地评价党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是我们正确评价党史人物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第一，评价党史人物，必须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实…     

历史人物评价“善恶褒贬”论

历史人物评价的逻辑前提,一般不是直接从评价者的评价话语表现出来,但却构成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深层前提预设。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之所以是史学研究中最具争议、最富挑战性内容之一,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所以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就与这种逻辑前提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为：在本体层面,在如何看待人类历史？在史学本身层面,如何看待历史的主观性,科学性及史学是否能避免道德价值判断的问题。     

论李光地的历史地位

在清代历史上,李光地既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如何评价他的历史地位,长期以来皆未得一个妥善的解决。本文就李光地的评价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大家批评。应当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都不能脱离他所活动的具体历史环境。唯有把特定的历史人物置于特定     

心理史学方法与唯物史观关系探讨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传统上认为,心理史学方法作为一种＂唯心＂的研究模式,与作为史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本文通过梳理心理史学方法学理发展过程,并从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物质实践活动＂入手,探讨心理史学方法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认为两者的关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唯物史观需要用心理史学方法来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心理史学方法需借助唯物史观来解决自身的缺陷。二者相互结合,可以进一步推动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晋代史论探析

史论作为晋代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展现了晋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层面。无论是其撰述形式方面“总论”和历史评论专书的首创 ,还是内容方面关注现实、历史观念上多方向探索的理性思维精神等 ,都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由史论所折射出的以史为鉴、具有浓厚儒学色彩的史学思想则增强了晋代史论的时代特征。因此 ,晋代史论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傅斯年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两者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很多差异,但他们又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有诸多的共同点,如同样重视史料,同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同时想到对殷墟进行发掘等等。此外,他们还彼此称赞对方的学术成就。党派立场、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历史观等方面的不同、甚至对立,并不妨碍在学术上互相交流、评点得失、取长补短,郭沫若和傅斯年这两位学术大师正是我们的表率。     

胡汉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轫

胡汉民是被后世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有意删除的人物。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胡汉民在唯物史观的输入传布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先驱者的角色。他不但正面推介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还批驳了一些欧美学者对唯物史观的非难攻击。胡汉民把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史观",对阶级观点阐发较少。胡汉民1919-1920年的哲学史研究和井田制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史学领域的首次实验,意味着唯物史观开始从学理介绍向具体研究过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萌芽。胡汉民将唯物史观作为学理来研究的态度,为我们审视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提供了不少启示。     

“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

"公众史学"是指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所进行的历史表现与传播。在新媒体急剧发展、自媒体传播渐成趋势,而公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日益增强的状况下,职业历史学家面临着两种路径的选择:或者是自觉地反思和分析自我历史认识、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扬长补短,成为"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或引导者;或者是继续保持"圈内人"并且只面对内行的身份,等待公众这些"圈外人"或外行在新型知识传播方式下自我提升,然后被取而代之。以学术学科的建制与专业性眼光来建设"公众史学"学科乃当务之急。人们可以在历史认识形成过程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超越国外"公众史学"学科建设在理论设计上的零散性;同时,充分考虑自媒体传播的趋势,结合史德、史学方法论、跨学科交流、实务操作四个层次进行学科框架设计。历史知识的公众生产与传播既可以促成社会的有序和健康,也可以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病变;在自媒体传播状态下,"历史"的这种双刃剑功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转换。因此,有必要对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做出战略性思考,尽可能使之形成一个可控而又开放的健康环境。     

国内哲学界制度研究的现状与唯物史观研究制度问题的凸显

国内哲学理论界关于制度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维度:即制度伦理学维度、发展哲学维度以及价值哲学维度等。关于制度研究的这三个维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但由于各自视野上的局限,未能形成关于制度的一般性理论。我们认为,制度研究还应有唯物史观的维度。制度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中,制度理论的“不在场”,将意味着其理论体系的不完整。只有把制度问题纳入到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才能形成关于制度的一般性理论。唯物史观研究制度问题的必要性还在于唯物史观的制度理论是当代中国改革实践的理论基础。     

资本家的本质与形象

资本家是经营资本、创造财富的专家,其本质是资本的人格化,他的所作所为只是执行资本的职能而已。古典资本家的历史档案是丑恶的。当代资本家的形象好转,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要轻易扣剥削者的帽子,应当转变观念,有新的评价:(1)资本家是经营资本的专门家,世界上的财富主要由他们筹资、投资、组织、经营、管理创造出来的;(2)他们一般不再是剥削者;(3)现代大公司的私有财产大都是记在私人名下的社会财产,永远留在社会;(4)当代资本家既要追求经济价值,也要追求社会价值。中国新生的资本家尚未成熟,往往小富即狂,带有新旧时代的印记。我们的政策应当促使他们更快发展成熟起来,以使其有更大贡献、回馈社会,缓解贫富矛盾。     

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在词汇词义研究方面的差异与互补

训诂学是我国古代学者从认知方面研究汉语语义的传统学科,词汇词义是其核心。词汇学是近百年来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形成的新学科,其研究中心也是词汇词义。但是,这两个学科产生的条件不同,哲学基础不同,研究汉语的历史阶段也不同。因此,对词汇词义的认识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研究的都是词汇词义,它们又有一定的内同性。差别和内同都反映了这两个学科的互补性,而互补性当中就包含了汉语词汇词义研究的原创性。其重点在于汉语语言单位、汉"字"的性质、汉语词汇的单位、结构和理据以及词汇系统等问题。     

让经济理论更加贴近现实

20世纪晚期的经济学越来越形式化,这一倾向使经济学远离了现实。这一时期,重要的似乎不再是经济思想,而是思想的表述方式,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被技术上的细节埋没。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传统在配第、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该传统到李嘉图就中断了,经济学摒弃了历史归纳法而采用抽象演绎法。历史学派则走向了另一端。新制度主义的兴起首先是一次方法论的变革,它从经济制度进化的途向来考察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并不反对新古典理论的分析工具,从而"生产"出了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贴近现实,从而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向现实回归。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学对其原先的理论假设进行更符合实际的修正;二是对研究领域所做的开拓。     

“陵川七状元”考证

对于“陵川七状元”的说法，通过引用大量史料进行考证辨析，笔者认为武明甫、武天佑、赵安时、赵安荣有可能确实是状元；而李俊民是经义第一，武天和也有可能只是经义第一，但当时政府已明确规定经义第一不能算状元了，民间不了解这种政策变化，仍误称他们为状元；至于说宋代的崔有孚是状元则无法找到史实依据，也许他只是在地方选拔试中考过第一，被民间误称或戏称为“状元”，后来就以讹传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