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戏唱词的词汇及语法特征

地戏唱词从俗文学作品改编而来,所使用的语言与俗文学作品在句式及词语的运用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表演时演员用当地方音演唱,即语音是屯堡话的语音。由于改编者都是当地的知识分子,受到自己方言的影响,又把屯堡话的词汇成分、语法成分带进文本里,由此而使地戏唱词无论是在词语使用上还是句式的选择上独具一格。     

阿坝州汉语方音指归

各种通用的汉语教材中,普通话语音与方音的辨正内容多是收列全国多数地方共有的方音现象,各地一些与普通话差异很大的方音现象不可能都收列于教材中。而在汉语教学中,有的教师由于手边缺少当地方音材料,教学就只囿于教材内容,这样就难以把汉语语音教学的比较、辨正结合当地语言实际搞得生动活泼,学生也就很难掌握本地方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规律,这样就不易学好汉语语音知识。我在十多年的汉语教学中,对阿坝州汉语方言作了一些调查和研究,兹将部分方音研究结果刊献给同仁,以资汉语教学和研究,以及普通话的推广。     

敦煌文献里的俗语词

敦煌文献里的不少俗语词在今天的闽南方言里还保留着。本文仅选释一部分俗语词。文中注的音,指笔者家乡诗山方音。若写不出本字,用同音字代替。因为唐五代西北方音平上去可互押,甚至连入声也可互押(详见邵荣芬先生《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所以为节省篇幅,文中凡     

淄博方音辨正考

方音辨正是普通话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内容旨在揭示方音与普通话语音表现在声、韵、调等方面的对应规律,从而为人们改方音为普通话语音提供必要的依据。而普通话教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使学生彻底改方音为普通话语音,因此,方音辨正便成了实现普通话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也正因为如此,方音辨正所揭示的语音对应规律准确全面与否,将会直接影响普通话语音教学的质量。     

“打”字的来源及读音考

历代都有人谈关于打字的问题。明末清初黄生认为,打由提（dǐ）字音转而来;清初李因笃认为,挞字变声调减笔画就成了打;王力先生认为,打读丁雅切与方言无关,把打的音变列入＂偶然性＂一类。其实,打字汉代就有,是朾的俗字。打字本音德冷切或都挺切,读如丁雅切是唐五代西北的方音现象,敦煌文献和现代西北方音均可为证。打的丁雅切后来上升为通语,南宋以后进入韵书,而德冷切或都挺切的读音则保留在吴语等方言中。     

敦煌历史变迁在唐诗中的书写

敦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唐诗中有大量作品咏及敦煌,唐朝前期敦煌的繁荣和安定、安史之乱中敦煌守军抵抗吐蕃人侵略的英勇斗争,张议潮驱逐吐蕃人势力,敦煌回归的巨大胜利以及在这场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敦煌人士都在唐诗里得到吟咏和歌颂。敦煌始终受到唐朝诗人的关注,唐诗反映了敦煌的盛衰变化。     

敦煌歌辞、敦煌词、民间词与文人词之考辨

对敦煌写卷歌辞称呼的不一致，反映了学术界和词学界对这一研究对象的概念及内涵的体认与界定上的分歧与模糊。本文对敦煌写卷歌辞从名称、概念、内涵到作者及作品重新进行了一番梳理、界定和考辨，认为“敦煌歌辞”、“敦煌曲”与“敦煌词”或“敦煌曲子词”有别，“敦煌词”也不能等同于“民间词”，“民间词”与“文人词”既有区别又相联系，并就敦煌歌辞中的文人作品进行了更全面更明确的清理、推断与考辨。     

论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从目前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以及口述史等研究情况来看,汉代西北区域在各民族闻的迁徙、交融与互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民族手工业规模与民俗文化生态。单从出土汉代西北地区的漆器来看,其手工生产、装饰设计与市场流通等维度上,确乎能反映出汉代西北区域手工业发展,更能窥探其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是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是反映西北民俗文化、信仰与宗教的一个窗口,民族手工业与民俗文化共同形成了民俗文化生态层;二是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的造物思想与汉俗文化思想之间形成互动与共生的民俗文化形态;三是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生产与市场具有开放性与民族化,体现了西北民俗文化的包容性与自律性。     

敦煌文献的方言学价值

敦煌文献多达数万种,内容相当丰富,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方言材料。利用这些材料,我们既能研究唐五代西北地区的方言,也能印证和研究现代西北方言,还能解决同期传世文献中有关方言的一些难题。从罗常培先生开始,已有一些学者利用这批材料,开展自己的方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说,人们对敦煌文献的方言学价值认识还不够,已取得的成果和应取得的成果差距相当大;同时,至今尚未出现专门论述敦煌文献方言学价值的文章。所以,探讨这个问题将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能让人们全面了解敦煌文献方言学的具体价值之所在,能为从事方言的学者提供一些理论借鉴和研究思路。     

纳家户方音和北京话语音的比较

一、声母的比较（一）纳家户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相同的声母纳家户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相比较,相同的声母有等。具体如下表：（二）纳家户方音里的[v]声母．在北京语音里都是以[u]开头的零声母合日呼字。如下表：（三）纳家户方百里的声母字,在北京语音里分为两组,一组读声母,一组读声母。如下表：（四）纳家户方音里有些声母字,在北京语音里读声母。如下表：（五）纳家户方音里有个别零声母字,在北京语音里读[z]声母。如下表（六）纳家户方音里少数声母有例外读音。选录如下：二、韵母的比较（一）纳家户方音与北京语音相同的韵母有等15个…     

天津方音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

天津方音与普通话语音在声、韵、调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又存在有一定的对应规律.找出这个规律可以帮助我们纠正方音,有利推广普通话.下面就谈谈天津方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规律:(一)、声母的对应规律     

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鱼部与侯部

以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反映语音的资料为对象,考察鱼部与侯部之间的关系.认为古侯部一等字与鱼部合流是上古楚方音的特点.提出这种独特的现象在<诗经>语音里无法得到解释,只能推定其另有来源.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地位的不断上升,楚语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展,到了秦汉时期,其它方言区也零星出现古侯部一等字与鱼部合流的现象,但楚方言区韵语中最为突出.     

宁夏历代碑铭辞赋用韵及其所反映的语音史、方音等问题探究——先秦魏晋南北朝部分

宁夏地区历代碑刻铭文和地方志文献非常丰富,为文学、人文、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为区域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相当完备的资料。本文以《宁夏历代艺文集》所收录的韵文为基础,参考该地区的历代碑刻铭文和多种地方志文献,分析其中韵文材料的用韵情况,探讨韵文押韵所反映出来的语音史、方音等信息。重要的是,本文还根据古音学知识对这些传世材料进行了辨伪。这样的工作无疑会对宁夏地区历代典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产生积极作用。     

论蒙元开发西北之指导思想

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开发历史上 ,蒙元时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大蒙古国时期 ,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等蒙古统治者就已经有了开发西北的思想意识。元朝时期 ,本着建立“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王朝 ,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积极推行多元统治方式为政治一体化服务和推动西北与内地经济交流与互补的开发思想 ,促进了西北地区和内地的一体化 ,为西北开发作出了历史贡献     

《近代西北方言文献集成》序

莫超教授的专著《近代西北方言文献集成》,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明、清至民国三代的地方志方言资料,以及有关西北地区方言的研究论著,近60多万字的资料汇编成书,并对西北五省区方志中的语言数据和方言著述逐一做了提要,这在西北地区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在中部或东部,类似《近代西北方言文献集成》的书,似乎尚未面世,更可见此书的创新精神和学术价值。     

吉林方言区内普通话语音的教学

语文技能训练是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的一部分。在语文技能训练中,克服方音,讲普通话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它是其他各项口语技能训练的前提和基础。在吉林方言区内,普通话语音的学习十分重要,因为吉林方言和普通话最为突出的差异就表现在语音方面。比如,一提到吉林方言,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平翘舌音不分。这种平翘舌音不分的现象实际上就是把普通话语音中的两组音即z、c、s和zh、ch、sh相互混用了。所以,学好普通话语音弄清吉林方音与普通话语音的     

金仙方音说略

剑阁县地处四川北部盆周山区,金仙是县辖的一个行政区。生活于这个区与邻近的白龙、鹤龄区部分乡及与剑阁县毗邻的南部、阆中、盐亭等县的边缘地区的近二十万群众,使用一种具有独特语音系统的方音,世代相袭至今,在四川方言中独树一帜,界线非常清楚。县内,人们习惯上把这种方音称为“金仙腔”或“金仙话”。这种方音稳定性较强,特点突出。本文以当地中年人口语为准,与普通话对照以描述现状,上朔 《广韵》音系以别源流。     

明末清初山东方音与现代东北方音的承继关系——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醒世姻缘传》是明末清初百回长篇白话世情小说。经调查发现,书中使用的山东方言土语与东北方音有密切联系。将书中语音现象与现代东北方音进行对比,再次有力地证实了山东方言是东北官话的源头之一,并为进一步探讨山东方音与东北方音的关系、研究东北方言词语的形态构成与来源提供材料依据。     

江西明代词人用韵研究

明代江西词人用韵大体可以分为14个韵部。阴声韵7部,阳声韵6部,入声独立为1部。词作主要反映明代官话语音,同时有方音流露。其中有的用韵特点反映了江西赣方言的内部差异。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