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去功能化与核计划申报问题

根据2007年2月13日六方会谈达成的去功能化方案,朝鲜同意启动去核化进程,对宁边核设施进行"去功能化"和对其所有核计划进行申报。但是,到了申报期限规定的2007年12月31日,朝鲜仍然没有进行核申报。虽然2008年5月8日,朝鲜向美国提交了核申报计划,但是朝核问题的前景和进程仍然有很多不可测因素。本文探讨朝鲜去功能化和申报问题的内容和实质,分析朝核问题主要当事国美国与朝鲜的政策、态度和疑虑,试图推测朝核问题未来发展趋势走向。朝核去功能化和核申报问题将是新一阶段六方会谈的关键问题,也是对六方会谈各国政策和政治解决朝核问题决心的重要考验。     

从日本的立场看六方会谈

日本作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要盟国,应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六方会谈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换位思考,以日本历史、社会、文化心理为基础,着眼于朝核问题当事国的最新形势,预测日本可能采取的外交政策,并阐明其原因。日本参与六方会谈的目的是获得在该地区的话语权,主导地区事务,最终实现由经济大国向军事政治大国的转型。     

朝核问题之中国作用的双重性及策略选择

自2002年10月以来,朝核问题一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三方会谈"以及6轮"六方会谈"的成功召开把朝核问题纳入到一个多边框架下解决。尽管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了其他国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朝核问题的发展过程上可以看出,中国的作用也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尽管解决朝核危机的钥匙不在中国手中,然而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和今后的政策趋向不容忽视,它不仅与中国的当前利益密切相关,而且也将影响到中国未来所处的国际环境,关系到朝鲜半岛、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中国外交展新风

自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驾驭中国发展航向以来,中国在外交领域亮点闪烁、好戏连台,给世人展现出一幅浓墨重彩、气势恢弘的外交新画卷。高瞻远瞩实施外交新方略8月27日—29日,朝鲜半岛核问题首次六方会谈在北京成功举行。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穿梭外交取得的成果。通过会谈,各方坐在谈判桌旁,走上了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从朝核问题看澳大利亚的朝鲜半岛政策

在朝核问题上,尽管澳大利亚并不是直接当事方之一,也没能在实际上成为六方会谈的一员,但由于东北亚地区对其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性,它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有关国家,并已俨然成为六方会谈体系之外积极推动朝核问题进程的第七驾马车。与美国对朝鲜遏制与接触相结合的两手政策相一致,澳大利亚在实际的政策操作中同样具有软硬兼施的特点。利用自己紧邻亚洲的地理位置和在西方国家中较早与朝鲜复交的特殊关系,澳积极介入朝核问题的行动在实现助美国一臂之力这种主观目标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为其进一步涉足东亚事务、提升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打下了基础。     

从六方会谈看朝鲜半岛和平进程

朝核问题由来已久,从朝美的《框架协议》到朝核危机的爆发已有五年,六方会谈四次成功地举行为朝核危机的解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朝鲜和平进程又现曙光。从六方会谈的由来、四次六方会谈的成果剖析来探讨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以及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贡献。     

对中国参与解决朝核问题的前瞻性思考

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中国有自己独特而切身的国家利益。在各方的努力下,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所通过的三个重要文件使朝鲜弃核"路线图"日趋明朗。中方坚持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积极劝和促谈,与各方保持良好合作与沟通,使半岛无核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六方会谈进程中,中国外交所发挥的主动积极、协调斡旋、平衡制衡、灵活机智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和赞赏。尽管朝核问题的解决不容过分乐观,但朝核问题已经并将继续取得进展,而六方会谈则有可能转化为构建东北亚和平机制的有效途径和合理形式,中方将在此过程中继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国际法视野中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为了解决第二次朝鲜核危机,中国对争端各方进行了斡旋并最终促成了六方会谈。六方会谈至今共举行了五轮,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国际法的角度审视六方会谈,可以得出三点结论:首先,六方会谈充分尊重了国家主权原则;其次,六方会谈坚持和发展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再次,六方会谈为东北亚区域安全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应当坚持以六方会谈的方式解决朝鲜核危机。     

从朝核问题看中国参与全球性问题解决的“量”与“度”

朝鲜核问题是由冷战后东北亚战略失衡导致朝鲜的空前的不安全感而引发的,因此,朝核问题的解决也是各利益相关方博弈的过程。两次朝核危机中,中国依据自身实力和有所侧重的外交理念,采取了不用的政策和姿态。从中国政府对朝核问题的逐步介入和目前的态势来看,在参与同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全球性问题过程中,如何把握量与度已然成为中国外交在全球舞台中的重要课题,而对六方会谈积极参与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在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上提供宝贵的经验。     

朝核危机析论

20世纪90年代朝核危机爆发以来,各方围绕朝鲜核政治的博弈动机一直扑朔迷离。笔者认为,朝鲜追求和发展核武器的动因是复杂多重的,朝鲜核政治的本质乃是各方现实利益的杯葛和较量。以解决朝核问题为主旨的六方会谈,由于其本身的功能缺陷及受到诸多因素掣肘,在实现朝鲜弃核和半岛重归和平方面还有很长路程要走。     

朝核危机视阈中的“停战体制”:流变与困境

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局势的动荡不安和核危机久拖不决表明,1953年建立的停战机制已经难以适应局势发展的需要,而在东北亚地区构筑新的安全保障机制已成为大势所趋。六方会谈的各参与方在高度重视朝核危机和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都应以客观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朝鲜的生存关切,尽量规避狭隘的传统地缘政治观念与零和游戏的机械思维,努力从根本上促使朝鲜半岛停战体制的转化与和平机制的理性塑立,这不仅有利于朝核及其连带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利于在本地区实现多赢的格局。     

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历史考察——基于美国新近解密档案的实证分析

朝鲜半岛当前的核危机是由第一次朝核危机升级而来。危机爆发后，美朝双方展开了首次公开双边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朝鲜同意暂缓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支持南北联合宣言中提出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美国郑重承诺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和其他武力，不干涉朝鲜内政。然而，在第二轮会谈结束后，由于美朝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南北对话与特使交流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双边关系趋向紧张。朝鲜从反应堆拆除燃料棒，并拒绝国际检查员采集测试样本的举动使危机达到顶峰。由于担心朝鲜可能在被迫情况下采取极端行动，美国在不放弃外交和加强军事准备的前提下策划对朝空袭。此时，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朝传递出了朝鲜愿意重返外交谈判的信号，美朝借此契机回到谈判桌上，并达成了解决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但协议存在诸多隐忧，主要表现为：美国将对朝政策与整体外交战略挂钩，影响了解决朝核问题的一贯性；美国对朝政策需要兼顾韩国立场；美国对朝政策受到官僚政治制约。框架协议存在的问题也孕育着美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重趋紧张的可能性，为朝核问题的再次浮现埋下伏笔。     

朝核危机根源的建构主义分析

朝鲜核问题自上世纪爆发以来,虽经过六轮六方会谈和多轮双边会谈却仍一波三折难以解决,在此期间朝进行地下核试验并试射导弹成功,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朝鲜认为发展核武器事关国家的生存发展等基本权利,而其他相关国家则认为半岛无核化更符合本国利益。就建构主义基于共有观念的解释来看,朝美双方共有观念是敌人,朝鲜与日本和韩国的共有观念也是敌人,朝鲜与中国的传统型友好关系也在框架内进行调整与再适应,与俄罗斯则形成了冷淡的邻居。因此,朝鲜实际上处于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中,要想获得生存和安全必须依靠自助。     

以谈促变: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回顾与评估

克林顿政府在处理朝鲜核与导弹问题上采取了接触包容、以谈促变的政策,其对朝政策实施效果可谓得失参半。虽然暂时冻结了朝鲜的核与导弹发展、初步改善了几度紧张的美朝关系,但是,由于对朝战略判断失准、国内政治因素牵制,不仅没有根本解决朝鲜的核与导弹问题,美朝关系正常化也未能实现。总体而言,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只是取得了可以逆转的有限成功。不过,这些成功经验却值得奥巴马殷鉴。     

影响朝鲜外交政策诸因素分析

朝鲜作为"冷战活化石",其外交政策的特殊性引人深思.朝鲜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并陷于不可摆脱的安全困境,国内经济状况长期不佳,金正日更面临稳固自身政权的问题.分析国际格局、国际系统、国内政治、国内经济等诸方面因素对朝鲜外交政策的影响,结合此次朝美核危机,整理朝鲜外交政策的特点.     

朝鲜经济改革的趋势与辽宁的作用

2007年是朝鲜"建设经济强国"的转折之年,朝鲜经济发展虽然还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但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朝鲜经济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辽宁与朝鲜一衣带水,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朝鲜的经济改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亚安全格局的新变化与中国对策

2010年,东北亚安全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包括日美安保同盟重新定位,＂天安＂号事件,延岼岛炮击,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与韩国推迟收归军事指挥权,日本民主党政权回归现实主义的对美政策,朝鲜推进核聚变技术,中日撞船事件等。2011年3月的日本核泄露事故又为东北亚的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美国不仅继续主导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事务,而且,仍在东北亚地区发挥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综合影响力。除了美国以外,其他东北亚地区各国也都依据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东北亚安全格局中的变量。面对复杂的东北亚安全格局,中国必须认识到本国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反对美国舰队演习等问题上当谨慎行事,重视政治大局,维护东北亚的稳定和现状,树立和平发展,公益、道德、正义的国际形象,重视大国关系的协调与合作。今后能否理性对待这类问题,是对中国外交是否具有长远战略的一个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