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空间视角下的白族本主庙与村庄的宗教生活

对空间的理解和运用体现着一个地区的文化观念和行为原则,白族本主庙的选址与建设正反映了村民们的精神世界和宇宙观。本主庙宇是村庄的神圣空间,其中的建筑模式、空间分割和配置、神像布局反映了白族的神灵崇拜、洁净仪式与神庙空间的关系。村庄的居民在本主庙内共同操办仪式以维持一个相对完整的信仰世界,而跨村庄以及与更广阔的世界的联系也能从与本主庙有关的仪式活动中发现。     

试论白族本主信仰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本主信仰是白族特有的一种民族民间宗教信仰。"敬畏自然"的思想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伦理观,"以德养性"的思想有利于地方秩序的和谐发展,"和谐共生"的思想有利于生态文化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深化本主信仰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进行现代诠释,构建生态伦理文化系统,推动民族文化良性发展。这是学界的重要使命,也是当局的职责所在。     

论宋朝道教斋醮科仪的时代特点

宋代是封建国家重神祀、兴礼仪的时代.宋代道教在继续履行国家宗教祭祀职能的同时,开始对民间信仰进行理论化的改造吸收.宋代民间信仰的活跃与道教复兴的时代背景,促成道教斋醮的兴盛和科仪经典的编撰.道教斋醮科仪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民间俗神道教化的演进趋势,说明宋代是道教斋醮科仪的历史转换期.     

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合祀问题研究——以河南方志资料为中心

合祀现象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古已有之。笔者以河南方志资料为中心,论证了中国民间信仰中合祀的类型,并把合祀背后的驱动因素归结为:经济上的不宽裕,或节省意识的驱动;淫祀针对国家祭祀政策的一种自我保护;地方巫觋在利益驱使下的有意推动;统治者对主祀者崇高地位的突出强调;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多神崇拜,及宗教观念的淡薄等五项。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泰山香社起源考略

泰山香社是民众自发组织的到泰山朝山进香的民间信仰团体.泰山香社深受两汉以来佛教组织的影响,在五代两宋时期,形成了以崇祀泰山神灵为主的民间香社组织.     

白族民间宗教信仰中驱邪与保家的人类学分析——以大理市挖色镇挖色村居民建筑中驱邪符号为例

通过对挖色村进行实地调查,笔者发现白族地区民间宗教信仰与村民日常生活联系十分紧密,特别是居民建筑中所体现出来的民间宗教信仰色彩颇为浓厚.文章立足于当代白族居民建筑中驱邪符号之上,对其进行调查、分类与总结,并揭示白族人民在对驱邪符号信仰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保家观念与形成的保家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研究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民间信仰的价值和意义被重新解读,并逐渐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框架内建设的民间信仰在获得官方认可而得到合法性的同时,也面临着异化的问题。国家和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实现了共谋,既是国家对于民间信仰的有效治理,也是民间信仰与社会在互动中实现的调整与创新,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民间信仰新传统"。     

祭礼空间:祠庙与戏台——大理本主庙与戏台景观构形研究

本文把大理本主庙纳入国家祠庙系统,因祠庙与礼制有着深厚渊源,以此角度观之,不难发现本主庙的发展实则是国家礼制与民间信仰共同作用的结果。本主庙与戏台构成的祭礼空间,确保了礼制在地方社会中的传播及接受,从而使国家对地方信仰的控制得以强化。本主庙及戏台的构形亦受到礼制的影响,并呈现出相应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