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王阳明哲学进路比较研究--从对《大学》文本的不同解释来看

朱熹、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理学研究的进路上朱子用“心”在事事物物上穷不变之“理”;而阳明则是将“心”上自足之“理”放置于事事物物上。研究进路有差异,但并不在于观点的对立,而在于切入点的选择上。二人的哲学研究从不同侧面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周公“天—仁”哲学是中国哲学“原型”论纲

周公创制“仁”字并实施“仁政”,是中国儒家践“外王”而兼“内圣”的真正创始人.宋明理学突现儒门“心性”侧面,改“周孔并称”为“孔孟并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孔子开始讲,影响巨大.但傅斯年、徐复观、许倬云、成中英等均已指向周公奠基中国哲学.而李泽厚先生近年借鉴考古成果,提出了影响较大中国文化在周公制礼作乐中实现“巫史传统理性化”理论,也明确了周公奠定中国哲学基础.周公“天—仁”哲学之所以是中国哲学“原型”,极简言之,一是“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主题;二是“天”、“仁”分别是中国哲学表达“外在”和“内在”的最古老且至今俯视中国理性的最高哲学范畴.     

心灵与境界——朱熹哲学再探讨

文章认为,朱熹哲学是一种具有体系性的心灵境界说;朱熹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解决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也就是心灵境界问题.朱熹的心灵学说,以“心与理一”,“浑然一体”为最高境界,其中既有真理境界(诚),又有道德境界(仁),还有审美境界(乐).形而上的精神境界的实现,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是自我超越;同时,朱熹又提出向外穷理的方法,作为心理合一境界的重要步骤.文章还对当代新儒家的有关论述作了评论.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筚路蓝缕开生面——评陆建猷新著《中国哲学》

陆建猷教授《中国哲学》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分上下两卷,洋洋70万言.从书名看其内容,其不离传统中国哲学的问题和视域,但却仿佛是与一般讲中国哲学史的体例大有不同.据说,陆教授还有一本专门讲中国哲学史的书,与《中国哲学》构成姊妹篇,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们将拭目以待. 本书篇首是内容简介.大抵作者此书是“一部与‘中国哲学史’体制相对而反映中国哲学之学理形态的文本”.作者认为,“中国哲学以民族特质的思维义理与概念范畴,表现其对哲学国际一般自具意义特性的品格支持,反映中国哲思主体的思维风格特色,昭示中华民族崇哲尚学的理性致思.”可见,该书宗旨是试图展示中国传统哲学的“学理形态”,力图“运用汉语义理而走出西方哲学表述传习,将原论至理汁味与现时人思需求接通”,以“超越曾经对中国哲学碎片化的理解”.     

朱熹与黑格尔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黑格尔的哲学在东方与西方很具有代表性。他们对哲学的思考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从哲学的本体探索来看,朱熹的理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都是世界的本源,但朱熹的理是先天完备无缺的精神,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着的精神;从哲学的逻辑构架来看,朱熹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逻辑构架都是圆圈式的,前者是从理到理,后者是从绝对理念到绝对理念;从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来看,朱熹和黑格尔哲学体系都存在着两种内在的矛盾,这是他们本人无法解决的。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双重逻辑

本文把马克思哲学放在整个哲学史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人”自身的理解,通过对哲学的理解,试图揭示马克思哲学实现哲学变革的双重必然逻辑,即哲学史的“思想逻辑”和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逻辑”,从而揭示出马克思哲学引起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的合理性所在。     

朱陆情谊与理学分派——对朱熹哲学范型流变的探讨

朱熹与陆九渊生于同时代,两人各自授徒讲学,学术虽有异,难得的两次面对面的学问交流和商讨却情谊多于龃龉。学术之不同,并不妨碍两家同时并存,诚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于是,哲学史上便有了理学分派的描述。表面上看,朱陆的学术分歧在于对“理”的不同认识,后者的认识在明代理学中发展为“陆王心学”一派,且影响到清代。究其实,从宋至清,朱子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时或小有变化,但朱熹所建立的理学体系的框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在历史的沿替中仅仅发生了朱子学范型的流变。     

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

“哲学”一词和中国哲学是西学东渐后的产物。然而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 ,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只有思想”。于是 ,“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便成了问题 ,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不懈努力 ,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 ,对“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做出了回应。胡适、冯友兰等撰写了“中国哲学史” ,奠定了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范式。一百多年来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即使如冯友兰所说将中国各种学问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热点问题述要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热点问题主要有:“郭店楚简与中国哲学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重写中国哲学史问题”、“中国哲学诠释学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落实问题”、“儒学的当代开展与儒教问题”等。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处理好出土文献与现存学术思想的关系、总结中国哲学史写作原则方法、寻找中国哲学本有特色、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现代价值落实路径、发掘中国传统诠释学的类型和特征、规划儒学的开展方向等问题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中国近代哲学即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

一、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的各种哲学并不都属于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范围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范围,过去的传统观点还是一致的。以往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哲学史专著,都把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正当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种哲学(包括以龚自珍、     

朱熹“理”范畴在日本的嬗变及其与日本现代化的关联

“理”范畴是中国新儒学权威代表朱熹哲学的基本范畴。随着日本朱子学的勃兴,“理”范畴在日本经历了三次嬗变,成为日本现代化准备过程中合理思维的出发点和原动力。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范畴与日本现代化结下了姻联关系。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哲学:人的觉解——从哲学与人的关系中对哲学本身的反思

“我是谁”,在哲学史上这一简短而又深刻的发问不知由此而产生了多少的哲学家,也不知由此而困惑了多少的哲学家。人们也许会轻易地回答:我不就是人吗?可人是谁?从哪里来?在哪里?到哪里去?事实上,这一发问真正触及到哲学的灵魂,“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罗伊斯语)。打开人类哲学史,不论中国圣人孔子的“知人”,还是印度佛祖释迦牟尼的“佛”之     

朱熹的“理”和马勒伯朗士的“上帝”之比较

本文对朱熹和马勒朗士的哲学最高范畴,认识根源,“理”与“上帝”的存在方式、基本内容以及行为特点等方面作了比较分析。阐明其同异,并指出朱熹的哲学思想较之马勒伯朗士的哲学思想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