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绝对豁免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以美国FG公司诉刚果案二审判决为视角

如何确保香港法院在基本法的框架内履行其权能,一直被视为维护“一国两制”原则的重要课题.香港高等法院关于美国FG公司诉刚果案的判决,引发了再度审视香港独立司法权的范围及属性问题.法院在该案涉及的国家豁免问题上适用了限制豁免原则,这与中国政府所一贯坚持与倡导的绝对豁免原则大相径庭.笔者认为,本案判决明显违反了基本法第13(1)条和第19条规定.即使中国在将来有可能适用限制豁免原则,但该立法权属中央政府的专属权力.     

一国两制视野下的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分歧与协调

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一项国家习惯法,在实践中当今世界各国有绝对主权豁免和限制主权豁免两种做法。刚果(金)案是香港回归后香港法院首次受理的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该案引发了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对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的探讨。中国政府在司法实践和外交实践中一向坚持国家主权绝对豁免主义,即使在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之后,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或必然放弃绝对豁免而转向限制豁免。香港回归前在主权豁免方面适用英国《国家豁免权法令》,采用限制豁免的主张;回归后,有关国家主权豁免的制定法缺位,香港自由判例法中不存在合适的"先例"可被遵循,原英国判例也只能作为参考,而无法律拘束力。在此情形下,香港法院没有必要也没有充分的法律理由采用限制豁免的做法。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外交问题,因此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法院间的关系。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香港和中央政府在处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的分歧,还是需要尽快出台《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     

论国家豁免在国家从事侵权行为中的适用

本文以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为基础论述了国家豁免在国家从事侵权行为中的适用,阐述了与国家豁免有关的侵权行为的认定、外国侵权行为与法院地国之间的领土联系与国家豁免的关系以及在征收中如何适用国家豁免,结论是:外国国家在法院地国境内的行为造成了人身伤害时,不论其行为的性质是“主权”的还是“商业”的,该法院地国的属地管辖权可以延伸到对此类案件的管辖,但是,这一管辖权是以严格的管辖联系为前提的,如果不顾此类行为的性质,对发生在外国境内的类似行为实施域外管辖就构成了对外国国家本身管辖权的干涉。     

“区域”沉船文物打捞上岸后的处置问题分析

“区域”沉船文物被打捞上岸后的处置问题不太明朗.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表明如果“区域”沉船文物存在来源国、文化上的发源国或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应当优先考虑这些国家保存或处置沉船文物的权利；如果存在可辨认的物主,那么物主对该沉船文物仍享有所有权.实践中,如果由美国法院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国家船舶和财产,中国应主张国家财产扣押豁免以排除美国法院的管辖权以及打捞物对中国有主权利益以促使法院将打捞物交由中国政府保管；对于私人船舶和财产,中国可通过支付打捞报酬以恢复对沉船文物的处置权利.     

试析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豁免问题

主权财富基金因为其特殊的国家背景而备受注目。依据2004年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不同组织架构下的主权财富基金可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待遇各不相同。因此,管辖豁免的问题也应该成为中国新成立的国家财富基金考虑其组织架构的因素之一。     

涉外雇用合同诉讼中的国家豁免问题探讨

有关涉外雇用合同的案件往往涉及到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在此类案件中,如何确定被告国是否享有豁免权,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通过区别"统治权行为"和"管理权行为",来确定外国国家签订雇用合同是一种私法行为还是主权行为;对"主权性质"的行为给予豁免,而对"私法性质"的行为则不豁免.<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并未作此区分,而是在列举了一系列例外情形的同时,规定了比较宽松的管辖条件:无论雇用合同全部还是部分在法院地国领土内履行,也无论是已经履行完毕还是即将履行,法院都有管辖权.我国在有关涉外雇用合同的诉讼中,应该依据联合国公约的规定.采取比较灵活的立场.     

从国际法角度论民事诉讼法中的司法豁免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八十八条提到“司法豁免权”,什么叫“司法豁免”?应该怎样理解?如何运用?本文拟从国际法角度对它作一些解释,并提出一些看法。 “司法豁免”有广狭两义,从广义方面说,它包括对“享有豁免权的外国人”在内,根据习惯国际法和条约的规定,一国领土管辖权的行使,不及于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外交代表以及许可进入本国的外国军舰和外国军队,这种豁免范围在日益扩大,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所指称的从事临时(ad hoc)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现代国际法律秩序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明确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因而也肯定了国家在"国内法律体系"中扮演着首要角色的传统地位;同时,在有关合同、商业交易等方面,公约也把国家置于与自然人和法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公约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商业交易的定义方面给予法院地国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二是在国家豁免例外方面缺乏总体的管辖原则。公约一方面为国家豁免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这将有效遏制任意限制国家豁免范围的倾向;另一方面公约对被告国援引豁免有一定条件限制,从而可以有效地维护自然人和法人的利益。     

外国司法程序在美国取证探析——以《美国法典》第1782条为视角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美国法典》第28章第1782条已经成为外国法院或当事人在美国获取有关证据的一种最有效、最方便的工具。然而,《美国法典》第1782条实施受到许多解释问题的困扰,如可开示性问题、外国或国际司法机构的范围以及地理限制问题等。尽管《美国法典》第1782的条文十分简单,但联邦法院在适用方面依然存在很大分歧。研究《美国法典》第1782条也可以得出一些对中国有益的启示。     

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演变与前景

二战后,国家不再是战争赔偿的唯一主体,受害者个人成为战争赔偿的重要对象.故日本在战后不仅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也必须对中国平民在战争中因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由于日本未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因此一直借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拒绝向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导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亦屡讼屡败,中国的受害者不得已转向本国法院寻求最后的救济,但国家豁免规则成为中国法院进行管辖的一个主要法律障碍.新近意大利宪法法院坚定支持强行法豁免例外与属地侵权豁免例外为民间索赔指出了一条新路,中国可效仿意大利法院利用国际习惯的造法特点参与创设新的国家豁免例外规则,确立中国法院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权.这样不仅让前景黯淡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而且也可借此提升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力,更能让大屠杀、无区别轰炸、细菌战及强掳劳工与慰安妇等暴行昭然于天下,成为挫败日本右翼挑战战后秩序的强有力武器.同时中国政府与民间一起共同努力督促日本全面反省其战争责任,或可最终通过德国模式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如若不然,借鉴韩国模式亦可部分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