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家对信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讲求信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正直的史家都把信史原则作为史学活动的最高准则.宋代史家辈出,他们多以信史理念从事历史编纂和历史考辨工作,从撰述一代信史的目标出发,直陈君主观史、宰相监修造成的曲笔之弊,提出了恢复起居郎、起居舍人之职,完善史官专任制度、规范<日历>编修程序等具体措施.在史才选拔方面,又提出了"良直"、"明识"等重要标准,为丰富和推动信史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清初官修《明史》与私修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初史学,颇为繁盛,官、私修史呈现出双流并进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明史纂修领域,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互动十分显著。一方面,官修《明史》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激励和推动士人修史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不少有见识的史家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追求信史的目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修官史,并深刻反思官方修史的弊病,通过私修史书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修史格局不仅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整体面貌和悠久传统,而且可为当下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参照。     

论《汉书·艺文志》之不立史目

《汉志》不立史目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观念尚未成熟,比如《汉志》中史籍虽多,但却分散于各目之中;门类不具,史学体系尚未建立。而先秦史官传统更是直接影响了史学的成熟。在经学昌明的汉代,史学不可能脱离经学而独立。因此,《汉志》不可能将一门并不存在的学问立目。     

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史学的发展

巴蜀地区是一个具有明显共同特征的相对封闭、稳定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的史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私家撰史上。从总体上看,当时巴蜀史学的基本状况是私强官弱,即主要以私人撰述为主,官方史学明显衰微,成绩较为有限。     

金应熙教授治史特色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金应熙一生中对研治中国古代史、香港史和学术史均有重要创获。他治史的特点是力求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推动和互相制约,全方位地进行考察,探求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层意义的规律性;他对古代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开拓意义;所著《陈寅恪》一文,深入地分析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史方法,并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高度,对其做了准确的历史定位。     

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一东魏的史学传统.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试论宋代的史学政策及其实质

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阶级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总目的和总要求,是统治阶级思想意志在史学方面的具体体现。隋唐禁止私修国史政策的确立,从法律上划定了史学活动的禁区。宋代则在继承隋唐史学政策的同时,从根本上规定了史学活动必须坚持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评价历史,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史学方向,突出地表现出政策制度的专制垄断化和明显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其实质上就是把史书的著述和史学的研究纳入到封建专制统治的轨道,使史学成为维护政权和巩固统治的工具。因而,它虽然促进了史学的一时“繁荣”,但却严重影响了史学文化的品格。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略论周代史官宗教思想的“人文”取向

周代史官的宗教思想，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倾向。他们论证神灵的本质、神人关系及神道作用，无不以“人”为其最终的价值取向。周代史官认为，“神道”是“天道”的派生物，对于“天道”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对“天道”的充分论证，化解了周代史官对于神灵的畏惧，从而突出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和意义。由于我国上古时期的“天道”脱胎于巫术对于所谓“世界法则”的描述，因此周代史官宗教思想中的这一“人文”倾向，实际上是我国上古文化前宗教性因素获得巨大发展的一个积极产物。     

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

艺术品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宋词亦不例外。宋代士人是宋词的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他们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到宋词审美风貌的形成。在滋生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的隐逸精神的影响下,宋词形成了清旷、疏放、空淡的一脉审美风貌。宋代士人既积极入世又保持精神自由、追求诗意生存的人生态度对当前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启示。     

晋代史官选任制度考论

晋代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继承了曹魏始创的史官制度———著作官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完善,史官的选任更为严格,但由于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受到了九品中正制的较大影响,许多士族子弟依靠门第得任史官,从而造成了晋代史官虽多但堪当史任者却相对较少,高水平的史著也不多见的现象。另外,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对南北朝亦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宋代的公用钱

公用钱即各级机构的日常办公费用。宋代公用钱实行中央拨款和地方自筹相结合的政策。主要依靠地方自筹,不足部分由中央拨款。公用钱主要用于迎送犒设、官员聚餐张乐、置办公用器物等。中央通过对公用钱使用的严格管理,把地方大量的预算外经费纳入到中央的监管之下,体现了宋朝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思想。宋代公用钱制度在调动各级官员积极性、安抚少数民族、稳定边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了官员贪污腐化的温床,加剧了宋朝政治风气的败坏。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宋代外交往来中的押伴

宋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间外交往来频繁,押伴作为朝廷派遣的陪伴客使官员作用不可小觑。押伴的派遣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套体系,具体职责包括按时、顺利伴送客使赴阙,协调国家关系与信息沟通,监视客使、打探情报等。宋朝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使者接待仪礼与规格有区别,因此其陪伴官员称呼有所不同且随着国家间关系变化而产生微妙变化。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宋代军需供应的商品化

在古代,以粮草为主的军需品供应状况通常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宋代以前,军需供应与传统农业紧密结合。入宋以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军事技术的进步、军制的变化以及战事的频繁等一系列因素,致使军需供应脱离了与传统农业的密切联系,转而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出现了军需供应的商品化现象。     

唐代高门士族入宋后裔考略

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各个社会领域均有不同的表现.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应算是阶层变动中的明显特征之一.崔、卢、李、郑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至宋朝时,这些家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后裔已难以再凭借门阀而“显著”,亦难以像先朝一样以门阀相矜.但是,某些适应宋代社会环境的支系,仍然可以不断培养出仕宦成员,成为两宋世家大族的组成部分.     

宋代诗话中的读者接受理论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宋代诗话中的读者接受理论大体蕴涵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对读者包括知识储备、艺术同感力和想象力在内的文学接受能力的具体要求,对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作品作出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的权利的肯定与张扬,对读者文学接受差异性问题的辩证认识。宋代诗话中的读者接受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蕴涵和鲜明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