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皇权与势族的较量:从西汉前中期统治格局看刘贺被黜

西汉前中期,皇权与势族之间的较量是形成当时统治格局的主因。皇权致力于打压各级各类势族以巩固统治,受先秦王权——贵族社会及其政治传统以及西汉包容势族力量的制度建构等因素影响,西汉的势族始终是抑制皇权的重要社会势力,吕后专政、霍光专权皆为势族影响皇权的典型事例。刘贺被黜是西汉前中期政治格局演进的一个结果,被黜原因既不是刘贺品性问题,也非霍光为刘氏皇权着想,而是汉代皇权与势族政治集团较量过程中双方力量失衡所造成的特殊政治局面。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的皇权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势族集团及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亦是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社会亦可称之为皇权——势族社会。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论“师旷小说”与汉小说家之《师旷》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二种《师旷》皆亡,然而传世古籍保存了较多关于师旷的记载。这些记载作为实证材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以及汉代小说颇为重要。对此,前辈学者进行了辑佚、整理和研究工作,然而在对这些材料的判定中存有歧义。将先秦至汉古籍中关于师旷的记载都视为“古小说”和择取其中的数则以对应《师旷》六篇的做法都存在一定的偏失,以“师旷小说”来统摄这些记载中可能是佚文以及可视为“小说”的材料,是一种调和策略,对存世师旷材料进行梳理和辨析,当有裨益于古代小说研究。     

“金陵十二钗”考释

《红楼梦》是一部史书和谜书。"金陵十二钗"就是作者为确保《红楼梦》的史书性质和文学品格所采用的特殊的创作方法,即谜语手法。通过考证可知,《红楼梦》作者是在与相关的历史人物的联系中来写顺治和曹宣父子的。"金陵十二钗"正册涉及的十二个人物是清代之前能够指代和影射顺治和曹宣的十二个帝王;"金陵十二钗"副册涉及的十二个人物是顺治和曹宣以及顺治在五台山出家时清代还活着的两代十个皇子;"金陵十二钗"又副册涉及的十二个人物除顺治和曹宣外,其他十人都是随康熙去五台山的皇室成员。     

《汉书》“乐府采诗”话语的建构与表达途径

《汉书》中的乐府采诗话语以虞舜时古之采诗和周代行人采诗为基础,同时,联系现实语境对其话语进行重新选择、改易、编排和表达,有继承也有创新,从而构建了乐府采诗的独特话语。就话语建构而言,《汉书》主要采取对传统采诗话语进行借鉴与改变的方式,展开对立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观风俗等观念的论述;就话语表达而言,主要从文字、结构和意蕴三个层面实现对乐府采诗话语的表达。     

汉代的“术数之学”与《汉书》的非理性描写

《汉书》中有不少非理性描写,原因主要在于班固受到汉代流行的"术数之学"的影响。《汉志》著录六种"数术"文献,班固并没有怀疑它们的合理性。王充等汉代著名唯物论者对"术数之学"尚且有所认同,而汉儒更是深受其影响。班固对"术数之学"的认识亦有其时代局限性。班固经常通过相人、望气、卜筮、梦兆等非理性描写,以神秘预言的形式来暗示历史人物的命运结局。班固相信"天命"的存在,并且宣扬个人品行操守乃至祖上"阴德"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汉书》也因此具有了较为明显的宿命论倾向。     

郑吉“数出西域”考论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排比分析,推论认为：《汉书·郑吉传》所载郑吉“数出西域”,很可能是指他曾参加过太初元年（前101年）击大宛、元凤四年（前77年）刺杀楼兰王、本始二年（前72年）护乌孙击匈奴等事件。     

今本《汉书》与《文选》李善注引文互校

中华书局1962年整理出版的标点本《汉书》,可以说集《汉书》各版本之大成;但是,其中错讹之处也在所难免。《文选》李善注本大量引用《汉书》,使我们得以窥见初唐《汉书》的基本面貌。利用《文选》李善注中的《汉书》引文及其他相关资料,考校异同,辨别是非,对《汉书》的校勘整理和《文选》的研究均会有所裨益。     

班固的儒学观对《汉书》的影响与制约

班固《汉书》的思想倾向及价值取向较之司马迁《史记》所表现出的差异,映射出时代精神、社会思潮、文化格局、学术积累等深厚而丰富的背景内容。班固对儒学立场的坚持固守最直接地决定了他对古今人物、社会发展以及汉代史事的记叙和评判,规定和制约着《汉书》的价值取向。首先,《汉书》所用以品评古今人物及诸子学派的唯一标准便是儒家思想学说,孔子及其弟子真正被置于“独尊”的地位,儒家经典被奉为至尊,评判诸子优劣短长实以儒家思想为取舍的根据。其次,班固对儒学的执著理念,主导、支配着他在《汉书》中所寄寓的政治理想,仁义德政构成其政治理想的主体内容。另外,重视礼制对国家政治的作用、强烈的教化民众理念等,都影响着其历史叙述及评判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

刘髆、刘贺父子因当世大儒的师承辅弼,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既构建了刘贺本人“簪笔持牍趋谒”的儒生形貌,又为西汉前、中期儒门典籍的贵族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视角.刘贺本人对《论语》《孝经》的熟悉,对《诗经》的诵习,验证了通经之前皆先通《论语》《孝经》的传统认识;其墓中所出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修正了西汉时期“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论断,其时实应“不限于专治一经”;简本《礼记》诸篇与《王会饮仪》的单篇别行状态,既体现与“礼”相涉的有《礼经》学者与汉“仪”学者两种,又反映出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情况.简本所见西汉前、中期《诗经》《论语》乃至《礼记》等“六艺”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远非《汉书·艺文志》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     

“通识”与“通览”

“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术思想,也成为一种著述体例。一种是思想与理论上的通,如《史通》《文史通义》;一种是文献上的通,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两类虽然形式有很大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一种求通的意识。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求通的意识与学术追求,往往是在学术积累己经十分丰富时候出现,因为只有在总体的积累己经足够丰富的时候,思想上的“通识”与文献上的“通览”才有可能同时在这样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学术上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所以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求通”的学术意识与“通”这一类…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

刘髆、刘贺父子因当世大儒的师承辅弼,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既构建了刘贺本人“簪笔持牍趋谒”的儒生形貌,又为西汉前、中期儒门典籍的贵族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视角.刘贺本人对《论语》《孝经》的熟悉,对《诗经》的诵习,验证了通经之前皆先通《论语》《孝经》的传统认识;其墓中所出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修正了西汉时期“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论断,其时实应“不限于专治一经”;简本《礼记》诸篇与《王会饮仪》的单篇别行状态,既体现与“礼”相涉的有《礼经》学者与汉“仪”学者两种,又反映出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情况.简本所见西汉前、中期《诗经》《论语》乃至《礼记》等“六艺”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远非《汉书·艺文志》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汉书》采摭西汉文章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对《汉书》采摭西汉文章研究的情况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进行了回顾,撮述了古代《汉书》采摭西汉文章研究的概况,简述了现代《汉书》采摭西汉文章研究的历史,认为此项研究还有《汉书》采摭西汉文章的主要方法及选编倾向等方面需要作进一步的开拓。     

被简化的“玫瑰”与被繁化的“盟誓”——《一朵红红的玫瑰》的诗学解读

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代表作《一朵红红的玫瑰》承继英诗以玫瑰喻爱人的传统,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对于玫瑰意象诗学内涵的扩展入手,分析该诗可以获得新的解读。与安德鲁·马维尔的《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中夸张运用相比较,《一朵红红的玫瑰》夸张运用的目的不是为了彰显慷慨而是为了表达真诚。     

“防火墙”被突破的轨迹

2009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独家披露了湖南省邵东县王佳俊冒名顶替罗彩霞上大学一事（以下简称“罗彩霞事件”）后,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本刊特邀最早批露该事件的《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刘万永担任本期“法治论坛”栏目主持,就该事件发表评论,并约请业内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事件进行深入剖析。     

“东北阵线”与批评风尚

东北的三家文学批评期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文艺评论》立足本土,视野开放,有力地提升了东北文学的境界,积极地介入并推动了全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当代作家评论》敏锐地把握文学现场的动态进程,《文艺争鸣》以其胆识与锐气激浊扬清,《文艺评论》朴素地扶植批评新锐。它们在相互呼应中构筑起“东北阵线”,成为文艺批评生生不息的沃土。     

《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兼释“任昉、殷钧《四部目录》”

《隋书·经籍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并非是指梁代有五种目录著作,而是指梁代有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五部目录"并不针对《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而言,而是针对《七录序》中的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祖暅"术数书目录"而言——《隋志序》将此二者合并理解为一种目录,该目录也就成了"五部目录",其著作层面的指向则是《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梁代并无"五部目录",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理解为一种目录并不符合实际,而是出于对《七录序》与《古今书最》的误读;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只有四部,并不包括祖暅《术数书目录》在内,也不是缺少了《术数书目录》的不全本,《隋志》将其著录为"四部"目录无误;《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与《隋志》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不可等同;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对阮孝绪《七录》的部类划分等没有影响。     

《汉书》"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探微

汉宣帝提出了"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的汉赋观."辞赋"概念的采用主要基于"辞"名与"赋"名不分及秉承屈骚传统.采用"大""小"言赋,则是受到传统大小言说方式的影响及源于汉赋创作实践的总结.大赋与古诗同义,其"义"主要包括:一是"仁义讽谕";二是"观鸟兽草木名".小赋具有辩丽特点,尤其是"丽"的审美观念在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