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大学》的经典诠释

王阳明作为明代儒学发展的代表,他对《大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从他诠释《大学》的过程,可以发现其对《大学》古本的重视,对《大学》主旨的心学化理解以及对《大学》中概念与义理的独到诠释,他的诠释方式是以他的心学思想为基础的,通过研究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也可以更好的理解王阳明的思想。     

《大学》工夫诠释图式重构——以朱熹、阳明的《大学》诠释为语境

《大学》在宋已降的经典诠释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以其工夫之道成为各种诠释话语的主题,也因此在不同的诠释视阈中呈现出不同的工夫图式,其中以朱子理学至阳明心学的诠释图式为代表,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以伦理之域的修养论为旨归,在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上对朱熹工夫论的智识化诠释倾向。在此辨析基础上,新的工夫图式得以建构。《大学》工夫新图式以成德为内在理路,以逐层递进为逻辑关系,呈现出内修、外治和内圣外王一体的三重结构。新图式在某种意义上更形象地体现出宋明理学的儒学本质和特色,也对解决内圣外王的紧张提供了一条思路,因此对儒学开新与践行不无启示意义。     

朱熹与王阳明诠释《大学》“新民、亲民”内涵的共通性

对朱熹理学系统的反思成了王阳明构筑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阳明通过对朱子格物说、知行观、心与理关系的甄别展开对朱子“新民”说的诘难,认为朱子以“新”言“亲”将导致他新自新的紧张、教民养民的失衡和格物诚意的抵牾。事实上,阳明基于哲学建构的需要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曲解、误读朱子,忽略了“亲民”与“新民”理论内部的共通性和交互性。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及其后学的变异——兼与朱熹的解读比较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源自于朱熹《论语集注》将"克己复礼"分为"克己"与"复礼"两个部分,将"克"解读为"胜","己"解读为"身之私欲"。与朱熹一样,王阳明强调"克去己私",讲"克己工夫"。然而,阳明后学的解读却发生了变异。他们明确反对朱熹把"克己"之"己"解读为"己私",或将"克己"解读为"修己",或将"克"训为"能"。这些解读不仅不同于朱熹,而且与王阳明的解读也有很大差异,并与朱熹、王阳明的解读一起为后世所接受。     

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在中国经学史上 ,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 ,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 ,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论朱熹对经典文本的体验诠释

朱熹在诠解儒家经典文本时所运用的体验诠释方法,既是求得圣人之心的心理诠释,又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力行践履,是反求诸己的切己体察工夫.朱熹的体验诠释立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是对"惟本文本意是求"的语言诠释的超越,体现了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质,也反映了朱熹与西方诠释学家对体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诠释目的诉求.     

王阳明“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之内涵——兼与朱熹“仁义未尝不利”比较

与朱熹“仁义未尝不利”讲仁义并不排斥利但反对“利心”一样,王阳明极力反对当时的“功利之心”,并且推崇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谋其利”“计其功”,同时又讲“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并不排斥声色货利.但是,朱熹并不赞同主动求利,而王阳明则赞同在致得良知的前提下,对于声色货利的追求,并不反对主动求利,因而与朱熹有所差别.尤其是,王阳明还明确讲“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又讲“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讲“四民异业而同道”,对工商多有肯定,显然较朱熹有了一定的发展.     

试论郑玄、朱熹三《礼》学体系

在汉宋礼学思想史上,郑玄和朱熹的礼学体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玄精心构建了以《周礼》为中心的礼学体系,而朱熹却反对以《周礼》为经礼,主张《仪礼》是礼经和本经。郑玄的三《礼》统摄诸经,影响极其深远。朱熹注重学人研习《仪礼》,其《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对宋以后的学术和社会都有着深远影响。与郑玄礼学重文本不同,朱熹礼学更重礼义的创发,其对《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诠释最见其礼理双彰的礼学思想特色。     

“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中心的讨论

朱熹的学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因此,朱熹的学术不仅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格物致知论为出发点,而且还以敬为本,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过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并且是对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一种延续.     

试析王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兼与朱熹理学比较

王阳明发现了朱子之学对“体用一源”的割裂,并从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困境中走出来,他否定了朱熹所主张的分殊于事事物物之“殊理”的存在,承认事事物物只能是天理的发用流行,即提出自己的“天理发用”思想。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既是阳明“心即理”思想的根源,亦是“心即理”哲学命题的归宿。     

《论语·里仁》篇“吾道一以贯之”章的诠释问题

《论语·里仁》篇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转以告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贯之"与"忠恕"之间是何关系,忠、恕之间又是何关系,从王弼到程朱,再到清代诸儒,历来的解释观点不一。而《中庸》"忠恕违道不远"的记载,又与曾子"忠恕而已"的说法不一致,诸家注释于此也颇有异同。本文认为,要厘清这些关系和矛盾,需要注意文本话语背景的变化,需要从义理上整体把握文本的意义,不应拘泥于文本之文词。     

朱熹《大学章句》与王阳明《大学问》认识论之比较

本文认为 ,朱熹的《大学章句》和王阳明的《大学问》在认识论上的不同源于二人师承的不同、本体论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其实质上只是认识形式上的不同 ,二者归根到底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践履封建道德服务的。同时 ,从二人认识论角度亦可反映出中国哲学重德性的特色     

董鼎《孝经大义》对朱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

宋末元初,涌现出一批以羽翼与阐释朱子著作为己任的理学家,董鼎即是其中之一。董鼎以朱熹《孝经刊误》为经,取代《孝经》今文、古文本,模仿朱子解《四书》的体例撰著《孝经大义》。他以理言孝,以孝统摄仁与礼,并以“全人”为孝的最终价值目标,丰富了《孝经》义理,完成了朱子学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孝经大义》促进了朱子著作的经典化,是我们观察朱子著作经典化的重要实例,在《孝经》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朱熹《大学章句》的特点是:以明德—气禀—复其明德为基本结构,以明德为心的本然之体,从而赋予《大学》一种心性论的诠释。这种高度心性化的经典诠释为道学的发展提供了经典理解的依据。而在朱子的《大学》解释的功夫论中,一方面,格物和诚意居于核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为学次序的关注成为朱子基本的问题意识。简言之,人的为学,必须遵照《大学》以格物为起点的顺序,一切功夫以存天理、去私欲的道德修养为中心。     

“仁”与“礼”：对《大学》文本的诠释立场与解释方法

对《大学》的诠释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是诠释者在思想倾向上的差异。他们对《大学》文本的解读或强调“仁”的精神,或强调“礼”的精神,从而表现出有差异的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儒者对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的选择,又与他们面向当下历史的问题意识紧密相关。从“仁”与“礼”的角度来理解《大学》诠释上的分歧,对于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探讨《大学》的现代诠释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