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船山“公天下”的社会理想——兼驳韦伯命题

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与批判,王船山描绘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其社会理想以"公天下"为思想核心,以"仁以厚其类则不私其权,义以正其纪则不妄于授"为理论论纲,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土地民有制的呼唤、财产民享制的追求和职位开放制的憧憬三个方面。土地民有、财产民享和职位开放等观念的提出是明清之际经济结构最直接的体现,是公私观念变化的结果,实为"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思想的理论先声。这些观念的公开提出揭开了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社会长期以来蒙着国家、家族的"公有"伦理的虚伪面纱,为早期私人产业及其利益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因此,准确地揭示王船山的社会理想可以有效地驳斥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观点。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

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论文明戏角色制的形成与演变

文明戏的角色制是一种开放的、风格化的演艺体系。其来源,一是传统戏,二是日本新剧。文明戏舞台上,辛亥革命前后由言论正生扮演主角,"甲寅中兴"后逐渐为滑稽所取代,根本原因是观众兴趣的转移。言论正生确立了"话"在新剧演作中的核心地位,能部演员则展现出写实性和生活化演艺的魅力与前景。滑稽的流行,既成就了一批优秀喜剧演员,也夸张地呈现出演员、角色、观众三方的复杂动力关系,启迪了后来话剧演艺的进步。     

西汉授田制废止问题辨正——兼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实践问题

"复故爵田宅"诏表明西汉继续秦朝授田制,刘邦时代不存在授田困难问题。《二年律令》是现实施行的法律而非"一纸空文";汉文帝"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不等于在制度上废止授田制;汉武帝"田宅逾制"之"制"是汉初旧制而非武帝新立之制。郑玄"汉无授田之制"有其特定含义,均不足以否定西汉授田制的存在。西汉授田制系因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非因某一位帝王的某项政策而废止,更不能因为土地兼并而否定《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存在。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联美制日"目标的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及国联,公开声言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然而事与愿违,国联敷衍,美国保持"中立",置蒋之寄望于不顾.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奋起抗日,以此正告美国不可忽视中国抗战,要求改变其袒日立场转而制日援华.蒋最终抓住历史时机促成中美两国结盟,实现"联美制日"目标,也因此开辟了中国战时外交中难得一见的"平等共存"局面.其意义重大,但亦不乏过程中的种种艰辛.     

日本建筑文化发展中的灵活性和独创性 --以中日两国古都规划和布局的相异之处为例

本文就日本古代都城的城市规划和建制超越了对唐代单纯的学习和模仿,开辟了自身更为完善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一面进行了探讨.由"封闭的里坊制和开放的条坊制"、"道路与交通在城市规划实践中的超越"、"城墙所体现的文化差异"及"排水系统设置上的因地制宜"四部分组成.主要比较两者的相异之处,并挖掘相异的根源所在,从而揭示日本建筑文化的灵活性和独创性.     

法官员额制的功能实现分析

法官员额制改革的预期功能是构建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将优秀法官"选出"并"留在"一线审判队伍中.法官员额制实施以来,法官流失问题虽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情况仍不容乐观,表明法官员额制的预期功能并未完全得到实现.造成这一不尽理想后果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拟订履行预期功能的审判团队在人员构成和运作模式上还不够完善;第二,法院体系内与法官员额制紧密相关的其他要素对员额制功能的实现造成了一定的限制.强化改革的系统集成性,以各项配套措施的系统跟进来促成法官员额制的落实是实现法官员额制预期功能的有效路径.     

日本公司监督模式的制度选择及其启示

我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其公司治理的"并列双元制"是参照日本公司立法设计的。2002年日本商法修改时增设了美国式的"一元制"监督模式,即公司不设置监事会,在董事会下设置由独立董事占多数的委员会模式,供企业自主选择适用,但实施效果差强人意。对日本公司监督模式及其制度实施效果的演进研究,为我国公司立法和法人治理结构提供了有益启示:一是要处理好法律移植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关系,二是要处理好法律强制性规范与政策选择性规范的配比关系,三是处理好立法与制度实施效果的依存关系。     

透视中国政府雇员制：制度经济学与行政伦理学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政府雇员制特点差异的比较,对中国政府雇员制实行经济学、行政伦理学的利弊分析和委托-代理分析,并提出制约雇员的制度与伦理途径,由于雇员制运行的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不完备性,再加上雇员作为"公共人"和"市场人"的分裂性冲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雇员制有别于西方,在中国有漫长的路要走.     

美国教师教育的三种取向之争

在美国,根据对教师教育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大致可区分出三种取向。解制取向否定教师教育的必要性,主张用学生成绩衡量教师质量、用替代性途径绕过正规教师教育;专业化取向批驳解制取向的简单化理解,致力于探寻教师教育的知识基础,努力建构有力的教师教育来改善教师的地位;社会正义取向则热衷于揭示上述两种立场如何复制甚至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致力于为民主社会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教师和学生。     

日本近代化的思想来源述略

推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动力 ,在思想来源方面 ,主要有两个学派 :一个是1 8世纪晚期的“江户经世学派” ,另一个是 1 9世纪前期的“兰学启蒙学派” ,他们的作用各有不同。     

简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

日本吞并朝鲜以后,为了扩大其在东北的权益,有意制造了朝鲜人的双重国籍,导致了在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上与中国的对立与冲突。纵观“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可以得知,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为止,日本都没有在朝鲜真正实施“日本国籍法”,也没有允许朝鲜人归化。这意味着朝鲜人不具备国际公法上的日本“国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严重地违背了近代国民国家普遍公认的移民可基于个人意愿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企图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国史占绝对多数。回顾东洋史研究,是按王朝和地域确定研究范围;文学的两大中心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有着不同的治学风格;对中国各时代的研究都有代表性的学者涌现。最近证实个别问题的研究较多,题目多种;人们关注新发掘的资料;中日历史学界考察、交流情况越来越多。日本除了在大学增设东洋史专业教育外,还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刊载东洋史的学术刊物陆续涌现。     

简论日本美术特色形成发展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日本美术的特色 ,渊源于日本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日本美术自古受中国影响 ,不仅吸收了中国隋唐文化 ,而且吸收了西欧文化、美国文化 ,形成了外向型特质 ,这些都与它的民族性和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     

当代日本初中的道德教育--日本新《初中学习指导要领》中的道德教育

日本文部省1998年底第四次改订了《初中学习指导要领》,其中包括了对道德教育的阐述,反映了针对当前日本社会发展的现状、日本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世界的国际化趋势,日本文部省在初中道德教育领域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本文对这次改订的初中道德教育的基本方针、目标、内容和指导计划等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分析和评价,试图给我国的中学道德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借鉴。     

对日本儒教特征的再诠释

日本虽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但由于日本自身的文化特点,儒学文化的精髓并没有真正融化到日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中并作为"优势文化"发挥作用。日本文化的精神实质形成于日本民族自己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这一"儒教国家"进行更为符合实际的再诠释。     

论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的形成--兼评"1940年体制"

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和日本经济改革的持续进行,如何重新审视和评价战后日本经济改革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战后改革及其经济改革之主体是否为美国占领当局,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如何形成,其是否等同于"1940年体制"等问题成为研究焦点.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生长、基本定型和走向衰败的若干阶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战时期只是战后型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战时经济体制的某些要素对战后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两者具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中日公务员法相关制度探析

日本公务员制度已相当成熟和完备,尤其是公务员制所确定的公务员范围以及公务员工资、休假、考核等相关制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制度建设的构想。     

近年来日本稳定金融体系的对策及其效果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机构为良资产增加,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破产。面对日趋严重的金融形势,日本政府采取了强化金融监督、金融制度改革和制定新的法律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秩序。     

主办银行制度与日本经济发展

日本主办银行制度是以主银行为中心、维系银企之间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的行为方式和规则。这种长期关系的维系依赖于隐性市场契约 ,属于半企业半市场性质 ,具有不稳定性。主办银行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相对封闭的经济、金融发展环境 ,它对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日本企业融资空间拓展 ,使主办银行制走向瓦解 ,由此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的发育和崩溃。主办银行制成为开放条件下日本经济发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