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的一个体系性困境——以中德刑法比较为视角

在其他构成要件满足的情况下,结果犯是“以一定的犯罪结果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是典型的犯罪完成形态;与之对应,行为犯是“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不以发生一定的犯罪结果为成立要件;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结果犯以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而构成“既遂”,行为犯则不要求这一点。     

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以不同犯罪论体系的比较为视角

德日犯罪论体系自身的逻辑缺陷、英美犯罪论体系独特的刑事诉讼模式,以及这两种法系所具有的"定性不定量"的法律文化传统,都决定了这两种犯罪构成体系不可能被引进或作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改造的范本。立足于我国自身的法律体系,在正确理解我国犯罪构成各个要件尤其是犯罪主观要件内涵的前提下,对我国犯罪论体系加以适当完善是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应有出路。     

我国反恐刑法分则的完善之建言——以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刑规范为视角

"恐怖活动犯罪"宜作为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亚类犯罪设专节予以规定。从完善我国反恐刑法分则中的具体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立法之考虑,建议增设新的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即增设入境发展恐怖组织罪、包庇或纵容恐怖组织罪等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将基于恐怖目的实施的相应犯罪作为从重或者加重情节。在非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完善方面,建议增设危害航空飞行安全罪、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罪、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以及邮寄危险物质、物品罪和关于"核犯罪"及"核恐怖活动犯罪"。在补充和完善相应的罪刑规范时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实践需要,这是我国反恐刑法奠立的基础;二是我国担负的反恐国际义务(基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反恐国际条约),反恐刑法必须与国际条约义务相承接;三是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反恐刑法立法经验。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趋势使得各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方面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达到严厉打击各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     

论我国行贿犯罪立法的缺陷及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之规定为比较视角

同《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规定相比,我国行贿犯罪需作如下完善:其一,在罪种上新设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和对有交易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前者可以提升我国行贿指数(BPI)排名,后者能够弥补行贿罪惩治范围的不足。其二,在主观上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代之以"意图收买职责行为",惩罚为正当利益而行贿者不存在刑法强人所难。其三,在客观上修改贿赂内容为"利益"并扩大行贿方式为"许诺、提议或实际给予",可以通过行贿行为定罪和行贿后果量刑的方式来解决提供非财产性利益行贿的认定难题。其四,在刑罚结构上调整罚金刑的设置并增设资格限制刑等。     

论我国刑法中性犯罪的问题与完善

性犯罪作为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形式,在刑法中应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及立法技术落后等原因,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性犯罪的规定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是现有罪名规定的不合理性,主要体现为相关犯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主体的范围过于狭窄,无法满足保护人权及惩罚犯罪的需要;其次,许多严重的性侵犯行为没有被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导致法网出现严重漏洞。本文在分析我国刑法中有关性犯罪的规定情况及其造成的一些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性犯罪的刑法立法提出建议,以其对立法及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中国刑法中的扩大解释

无论是在类推适用的旧刑法时期,还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以后的新刑法时期,扩大解释都是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刑法中扩大解释的目标与一般法律解释无异,是以探究立法原意为指向。立法原意包含两个方面：静态的立法原意是指立法时所意欲表达的意思和目的;动态的立法原意是指立法后所认可的法律用语的变更与发展。合理的类推解释应当并入扩大解释,扩张后的扩大解释的界限仍是罪刑法定原则,具体以刑法规范对解释的形式约束为判断标准。     

论我国刑法中的片面共犯

单向意思联络应是共同犯罪故意的表现形式之一。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暗含了片面共犯的情形。如此解释法条,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又拉近了刑法规范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论我国刑法典中的诉讼条件——以告诉才处理制度为例

我国刑法典中有告诉才处理、时效、赦免、假释、缓刑等关于刑事诉讼条件的规定。这些明显具有诉讼条件性质的制度,为何不由刑事诉讼法设定,却规定于刑法典之中？告诉才处理是出于对受害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在特定案件中将原本只能由国家拥有的求刑权,让渡给受害人行使的制度。刑事实体法是国家刑罚权的法律依据,赋予受害人告诉权是对国家刑罚权的阻断,因而只能由刑法典规定。刑事诉讼法将告诉才处理案件列为自诉案件,明确了受害人告诉权的行使方式,实现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刑法典中的其他诉讼条件,如时效、赦免、假释、缓刑,均属于一定条件下对国家刑罚权的阻断或否定,因而也只能由刑法典自身或其上位的宪法来规定。     

论我国合同制度的刑法保护

合同制度发展的现状与前景都呼唤包括刑事法律在内的各种规则对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规制和保护.任何一种单独的调控方式都难以保障社会规范的正常运行,市场经济的制度构建与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与互补互足已将合同制度的刑法规制提上议事日程,而多元性的社会观念原则为这种必然的选择加上了经验的注脚.对于合同制度的保护在我国刑法中虽然初具雏形,但其力度与范围均显不足.笔者在本文中提出若干建议,主张在充分关注合同犯罪特点之基础上建立科学、审慎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之处置模式,促进市场信用机制的逐步完善.     

论我国新刑法中的持有型犯罪

本文详论了我国新刑法规定的持有型犯罪的概念、特征 ,并指出了持有型犯罪立法上尚存在的问题 ,同时就如何完善持有型犯罪立法阐述了作者的观点。     

论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的因素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背景下,任何国家的法律发展都不再是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现象.世界各国的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相互交流、影响、吸收,甚至趋同的国际化现象.我国经济刑法也不例外,这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受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传播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效用新取向

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应为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具体说就是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但是过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偏向于追求实体真实 ,而较少注重正当程序方面的内容 ,从而导致了对公民权利保障不力等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指明了一个新的法律效用取向——追求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     

论我国刑法机能的合理定位

从人性角度而言,个人崇尚刑法保障机能、国家注重刑法保护机能,两个主体所预期的刑法机能大相径庭,因此有必要寻求二者视角的交汇点,这便是刑法的规范机能.一国刑法机能的具体定位受制于具体的社会情势.立足于我国现实,目前更应注重刑法的保障机能,从而达到自由与秩序的实质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