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运河城市坊刊通俗小说的特点

明万历后，江南运河城市取代福建建阳成为全国的坊刻中心与通俗小说刊刻中心，所刻通俗小说从数量到质量，从形式到内容都较建阳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透露出通俗小说发展的新的信息。从外在刊刻特点来看，江南运河城市书坊注重版刻质量，提高了通俗小说刻本的外在观赏性；刊刻通俗小说的书坊多与文人合作，多文人型书坊主，很多家刻转变为坊刻，家刻与坊刻合流，提高了坊刻小说的整体水平。从通俗小说自身的特点而论，江南运河城市坊刻的通俗小说流派众多，类型更趋多样化，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通俗小说的表现领域与题材样式，通俗小说在创作自主性、内容题材、艺术水平上都透露出了新的信息，整体呈现出文人化的特征。     

明代后期建本神魔小说创作主体探析

明代是我国古代通俗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各种流派纷纷崛起,神魔小说就是其中之一.神魔小说崛起于明万历二十年世德堂本<西游记>的刊出,之后到明末陆续有24部神魔小说刊出,其中建阳刊刻的神魔小说就有14部.这14部神魔小说的作者大都是书坊主,或者是与书坊主关系密切的下层文人,他们进行神魔小说的创作虽然是出于"射利"的目的,但由于其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深谙读者的需求,更为突出的是他们在小说刊刻、传播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而对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内容、创作理论、刊刻形式以及明清通俗小说流派的形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清坊刻戏曲稿源及其编辑研究

明清书坊主要通过购求、征稿、组织编写、书坊主自创、书坊主藏书、作家或读者自荐作品等方式获取戏曲稿源;对稿源的编辑包括版面设计、校对文字、订正曲谱和增加插图等辅助性内容,且聘请文人乃至名家编辑戏曲,做到分工明确,书坊之间互相帮助;从稿源及编辑工作可以发现,明清书坊主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并与文人保持友好关系,共同推进戏曲文学的繁荣,但是部分稿源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或因书坊忽视而失传,从而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中国小说艺术的"雅"与"俗"

小说的原本形态是通俗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就是通俗小说的历史,并没有雅俗之分。到了近代才出现了高雅小说的支脉,并逐渐居于正宗地位。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区别主要在于小说的功能上,高雅小说凸显认识功能,而通俗小说则强调娱乐功能。二者虽有差别,但又相依而存,相互补充,彼此提携,最终达到俗中有雅,雅中见俗的艺术境界。     

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

近几年来,人们谈起金庸,总要不由自主地谈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的俗文学,论证金庸作品必将取得和它们相类似的文学成就,以此来为自己的推崇金庸助威壮胆。但这种比照是否真能成立? 我时常在沉思这个问题。困苦经年,近几日,我突然豁然开朗。从情节的曲折完美、性格的丰富真切、思想的深远高妙等一切现代小说常具的因素来说,我敢说金庸作品比古代那些通俗小说还要高出一筹;然而,古代的通俗小说是从说平话,演杂剧、聊大天、讲故事等复杂活动中生成的,它凝聚了无数代平民的情绪与理想,积淀了众多集体无意识,因此必然更容易引起大众读者的共鸣。两者不能互相包容,也不能相互替代,而现代生活也不允许重新产生那些古代的伟大作品了。如     

论民国时期的北京商业铺保

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北京商业铺保档案的样本,初步分析了商业铺保的形式、责任及社会关系类型,不仅揭示了民国时期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北京城市流动人口与流动经济资源的运作方式,而且从微观的角度展示了北京城市基层社会的生活结构。     

《斩鬼传》的版本源流及其刊行过程

我国古代讽刺小说《斩鬼传》自成书以后,先以抄本形式流传,初版刊行后,书坊大量翻刻,版本很多。目前了解的主要版本,大致有以下几种。早期(刊行前)抄本:(一)首都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首图本),康熙二十七年前作者刘璋的初稿手写本;(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北大本),康熙二十七年作者友人瓮山逸士的传抄本;(三)北京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北图本),乾隆元年至十年间作者的手抄过录本;(四)乾隆间传抄本,郑振铎据此编入《世界文库》、(以下简称世界文库底本),该本今未见;(五)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似另有一旧抄本,今亦未见(该本的自序及落款与刊本不同,属早期抄本,年代不详。它的行款与首图本、北大本、北图本均不同,可见并非这三种抄本。著录中未提及世界文库底本所有的瓮山逸士序,似亦非世界文库底本)。     

论敦煌讲唱文学对我国通俗小说的影响

敦煌讲唱文学对后世通俗小说有重要影响:其一,表现在题材与人物上,敦煌讲唱文学作品中的许多题材与人物被后世通俗小说吸收改造,如<唐太宗入冥记>的故事被<西游记>、<隋唐演义>吸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章节.其二,表现在体制与体例上,后世通俗小说的"入话"、"散场诗"形式及配图形式、散韵结合的语言形式,章回体例的形成均与敦煌讲唱文学有关.其三,表现在叙事特征上,通俗小说在情节、人物、叙述视角等方面都对敦煌讲唱文学有所继承.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尽管近年来学界对亚当·斯密所谓商业实现人类自由与文明社会的判断多有关注,但未能充分解释其笔下包括商业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低估了奴隶制的韧性与西欧现代自由的偶然性。本文指出,斯密认为商业无法实现人性中暴烈激情的普遍转向,而是通过改变财富与政治权力的分配来实现人类自由的革新。在古代政治中,商业强化了既有的蓄奴经济与支配结构,但在欧洲封建时代破碎的政治版图中,商业与奢侈恰好促成了封建领主的破产,进而导致少部分地区封建制的瓦解、绝对主义的诞生与奴隶制的废除。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内陆广大的封建地产缓和了地主的财政危机,商业在此无力撬动财富与权力的天平,反而再次强化了社会压迫。对斯密来说,只有深入了解商业社会在政治权威变迁中的角色与作用,观察商业对政治权力分配方式的历史影响,才能充分理解法治、正义与自由的可能性。     

敦煌讲唱文学对后世通俗小说的影响

人们一直认为宋元话本是中国通俗小说的发轫之作,自从敦煌文献问世并得到较深入地研究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敦煌讲唱文学是宋元话本的源头。从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史看,后世几乎每个时代的作品都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敦煌讲唱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学文化资源,较高的艺术风格,为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试析清代北京通俗小说的出版与说唱业的关系——以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为例

北京是清代通俗小说的出版中心之一,共有51家书坊刊刻通俗小说,计版本133个。通俗小说出版的繁盛时期是光绪年间,但绝大部分都是翻刻本或话本小说选本,仅有侠义公案小说例外,《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彭公案》等作品都产生于北京。北京说唱业的发达为侠义公案小说的成书提供了契机,《三侠五义》的前身《龙图耳录》就是根据说唱本石韵书改编而来,但经过了文人的加工;《小五义》虽然经过整理,但仍然保存了说唱文学的许多特点。     

晚清报刊小说的分类和审美趋向

晚清小说的分类,突破了小说史中单一的题材判断原则,趋于文体形质的综合考虑,它颠覆了流衍千年的文学传统,引发国人的群体关怀。晚清小说报人众说纷纭的文体探讨,直接关合通俗小说的繁荣,折射出小说文类建构的自觉。平民文学在近代不只是一个响亮的政治符号,而落实在为民写心的文学实践中。这种基于文体的群体关怀,加速了小说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申报馆与王韬小说之转变

新兴的申报馆在王韬的小说创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促成了两次创作高峰,同时也是两次转变。申报馆与王韬的合作开启了报刊与中国小说作家合作的先河,意味着中国的小说创作在商业资本和近代传媒的介入中酝酿着重大转变,在小说界革命之前尝试了小说的近代变革。     

民间化:现代同人杂志的出版策略--20世纪20年代的《语丝》杂志和北新书局

本文以2 0世纪2 0年代北京的同人杂志《语丝》和北新书局为研究对象,通过讨论《语丝》以北新书局为根据地所进行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等运作手段,揭示了民间化出版机构出现的必然性及其在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北洋政府时期的查禁文学与文学发展空间

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包括艺术）的事件,从档案资料和有关报刊资料记载中发现的重大案例有14起。被查禁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所谓＂不良小说＂,包括＂宗旨乖谬＂和＂词义淫邪＂者;另一类是所谓＂思想偏激＂的作品。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的意图和目的主要是所谓＂通俗教育＂,即针对一般民众的社会道德风俗教育,其中也有抑制新思想新观念的企图,但那一时期政治没有把文学完全当作工具的意图,政治对文学没有进行奴役的打算,政治对文学的介入不是十分急迫,加之北洋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相对松弛,对文学和文化没有完全控制,因而在客观上形成了20世纪初期文学自由发展的较大空间。     

论脂评的骂世精神和醒世苦心

人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重要流派,《红楼梦》代表了人情小说的最高成就,因此脂评的骂世、醒世主要围绕人情世态借题发挥。脂评发扬了前人借评点小说伤时骂世的批判精神,从多方面对人性的弱点、丑恶的社会现象,给予嘲讽和鞭挞;同时,作者又怀着救世的良苦用心,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诫世人应该弃恶从善。     

国际竞争与古代宪章：休谟论光荣革命与英格兰现代政体的形成

蒂利的资本化强制理论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他在处理英格兰历史经验时遇到了常备军的难题,这要求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英格兰改造古代宪章以应对国际竞争的基本逻辑。考察休谟对光荣革命的思考有助于推进蒂利的分析。面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国王借助专权强化国家,被视作引入绝对主义的准备,引发了议会的猜忌和革命的爆发。光荣革命通过限制专权、革新古代宪章,既为议会和民众的自由诉求提供了制度保障,又为建立财政—军事国家奠定了原则基础。如何在国际竞争背景下革新自身传统,维护国家安全,容纳民众的自由诉求,达成一个兼具自由理想和力量的秩序,既是深入理解光荣革命和英格兰政体的关键,也是我们思考自身历史处境的起点。     

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容貌描写的“五色”文化审视

在传统"五色"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容貌描写通常与"五常"、"五脏"、"五性"等"五数"观念形成意义链接,从而富有"五色"修辞性蕴含。具体说来,与仁、礼、信、义、智等"五常"德性对应下,古代小说容貌描写中的青、赤、黄、白、黑等五种"常色"往往拥有某种德性象征意蕴,成为"德之色"。同时,在中医"五色诊"原理的制约下,古代小说关于人物的"五色"容貌描写有时又是"五脏"病象的外在投摄,成为"病之颜"。另外,古代小说关于人物的"五色"容貌描写还与喜、怒、欲、惧、忧等"五性"情状的外显发生某种程度的勾连,成为"情之彩"。     

第二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综述

第二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于 2 0 0 2年 1 1月 1 5日至 1 7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在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 ,小说与文化关系 ,文献、小说版本与小说中外影响以及小说个案研究等方面 ,进行了热烈而又和谐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 ,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