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建立与瓦解

十月革命起义取得胜利不久,社会革命党发生分裂,建立起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从成立到瓦解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研究左派社会革命党如何产生和瓦解的过程,对于深刻理解十月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是重要的。社会革命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二月革命以后,社     

论民初农民与革命党——以辛亥革命为中心

农民对近代政党与革命具有重要意义,是革命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近代革命党只有充分发挥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正确地回应农民的利益要求,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基础。民初农民与革命党的疏离、革命党对农民整合的孱弱、革命党农民政策的失误,使革命党无法对近代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作出强有力的政治回应,从而造成辛亥革命的失败。     

瞿秋白的思路:促成国共合作

瞿秋白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权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参加这一民权革命,也就必须与改造后的国民党合作。     

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的双重革命及其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需要永葆革命精神推进双重革命。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的建构逻辑来看,党在执政后仍需要继续进行社会革命,破解社会矛盾,推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彰显革命状态、主体、旗帜和前景等内涵特质,实现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是其现实旨归。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建构逻辑来看,党在执政后仍需要继续进行自我革命,源于自身所具有的彻底革命性,内蕴坚守党的人民立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从严管党治党、坚持“四个自我”等科学内涵,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双重革命的推进逻辑是内在统一的,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奠定基础,社会革命为自我革命提供方向。     

试论社会建党视野中的信仰重建

社会建党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在社会革命时代为完成党的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而进行的执政党建设的新形式,实质是党适应社会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而进行的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组织结构建设。社会建党的信仰重建主要是重新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社会主义观,重新确立共产党在执政形势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根本宗旨。     

清末排满浪潮下汉族官僚与革命党关系述论

清末,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排满,汉族官僚对此并不认同。汉族官僚视革命党为逆党,革命党则骂汉族官僚是汉奸;汉族官僚欲以立宪扑灭革命,革命党要通过暗杀和起义来阻止立宪。但是双方都对满洲贵族的专权不满,这一共同点为以后二者的联合提供了可能。排满浪潮下深感自危的满族贵族一步步推行排汉政策,汉族官僚的离心力逐渐增强,汉族官僚与革命党的关系也由对立逐渐走向联合。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论析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曾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第一次是1902～1903年之间在越南河内（或檀香山）将兴中会改建为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是1910年将美洲及南洋同盟会机构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这两次改组活动在孙中山革命奋斗经历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前一次,他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誓词运用于新组建的革命团体,...     

从孙中山的反思看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曾从资产阶级革命党建设的角度,进行过许多反思。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教训在于：一是国民革命没有“以革命党为根本”,即没有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建设成一个严密的、团结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只破坏地面而不掘地底陈土”,即革命党缺乏彻底革命的纲领;三是“革命行动缺人民心力”,即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四是“革命之气一落千丈”,即革命党没有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斗争锐气。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认真吸取这些教训,对于当代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的建设,完成辛亥革命振兴中华的未竞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评影射史学的精神万能论——以剖析李时《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为例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对林彪反党集团反复讲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也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开头讲的就是革命党“不领错路”或“领错了路”对革命成败的决定作用。可是,“四人邦”别有用心地以向“左”“再跨越一步”的办法,把真理导向荒谬,把这个弁证的、唯物的命题篡改成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四人邦”许多邦文、邦话里大讲特     

十月革命与列宁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

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它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多少年来,十月革命一直是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旗帜,同时也遭到了一切阶级敌人和机会主义者的攻击和咒骂。在十月革命行进的过程中,俄国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参加了国际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反对这场革命的合唱。他们标榜和鼓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反对、攻击、抵制和破     

效率与公平——执政党抉择的难题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两者的结合性质与方式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水平。在近、现代政党政治活动中,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其奋斗目标和执政宗旨中,必然包含对效率与公平的理想与追求。     

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俄国革命”思想的内在意蕴

“俄国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重要论断,其本身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从俄国当时的国情来看,俄国革命具有必然性.俄国革命不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条件和经济条件,俄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俄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又昭示了俄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俄国革命将挽救俄国农村公社,并对世界革命战略产生深远影响.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俄国革命”思想的内在意蕴,有助于系统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的演变.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型的历史考察

德国社会民主党走过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历程,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对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性质经历了从＂阶级革命党＂到＂议会改良党＂,从＂人民党＂到＂全方位政党＂,从追求＂制度社会主义＂到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演变。其总体趋势是社会民主党的＂非工人阶级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日益由一个争取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党逐渐演变为一个以参政执政为目的的选举党。     

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针对革命党内部的思想困惑,总结了失败教训,提出＂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用以团结革命党人和民众,鼓舞革命斗志。其＂知难行易＂观具有浓厚的进化论特色和民主革命的背景,体现了孙中山追求历史进步的思想。     

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和建设党的历史进程 --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从1949年到1956年,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过渡;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开启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党的历史方位,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党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思想转折——邓小平思想之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的"八大"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思索,但后来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国内外形势与矛盾作了错误的判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用革命党的思维与方法来处理国家政务与党内矛盾,结果铸就大错。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拨乱反正,实际上是重新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而这一转型的完成则有赖于小平同志对时代主题、国内外形势与矛盾的准确把握与分析。     

浅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及其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拯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高举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的大旗,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该党建立后,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这一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所以孙中山称它是第三次革命。本文试就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一)     

浅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及其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拯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高举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的大旗,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该党建立后,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这一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所以孙中山称它是第三次革命.本文试就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朝鲜革命党与法租界的关系——以法国档案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尤其是法租界内活跃着大批朝鲜革命党。最初法租界允许他们自由居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并拒绝和日本政府合作来打压朝鲜革命党的活动。但是随着日本在东亚扩张的加速以及法国自身利益需要,上海法租界内的朝鲜革命党成为法国换取在日本活动的越南革命党的交换筹码,上海法租界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其他的朝鲜革命党人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放弃了原有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协助日本镇压朝鲜革命党所进行的独立运动。这一政策的转变发生在1925年,而非国内学术界所认定的1932年。总之,法租界警察在面对政治选择和利益诱惑的时候,争取法国在华利益最大化和利益交换是恒久不变的黄金法则。     

郭道甫的民族革命思想和他的民族观

1923年，郭道甫在考察了外蒙及苏联后，致力于创建内蒙人民的革命政党。在1925年10月诞生的人民革命党中任秘书长，做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工作，由于党内出现分歧，郭道甫又加入了新的组织——内蒙古青年革命党，继续为内蒙古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力争取自治和民治，组织了呼伦贝尔暴动。在他的晚年，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为蒙古族培养人材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造就、培养一批民族革命人才。在民族观上，他主张要实现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互助，并指出，实现真正自治，是以国家统一，民族互助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