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研究六十年述评(上)

本文为述评的上篇，主要梳理评析３０、４０、５０ 年代艾青研究的演进轨迹：由对单篇作品的追踪性评论到对诗人全部创作的整体评论；由褒贬并置的争论逐渐向以褒为主的格局趋近，然后又在极左思潮的迫害下被全盘否定     

艾青(节译)

艾青是当时富有特色的受人爱戴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写的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她在诗人的一生中起着安娜·罗吉欧诺夫娜在俄国伟大诗人(指普希金——译者注)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它即等于诗人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誓言。     

作为修辞的历史——论渡也的咏史诗

从话语修辞的视角看,渡也的咏史诗可以分为三大类:转喻型咏史诗、隐喻型咏史诗和反讽型咏史诗。转喻型咏史诗可以分为深层隐喻性转喻型和表层隐喻性转喻型。前者是转喻在表层话语中占支配地位,深层原型与表层叙事形成了隐喻关系;后者是部分诗节或意象凸显出来,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与诗歌形成隐喻关系。隐喻型咏史诗包括比兴式隐喻型和拟人式隐喻型。反讽与隐喻话语都具有双重意义,但隐喻注重的是两层意义的统一,反讽看重的是双重意义之间的对立。渡也创造反讽诗歌的方式很多,有言语反讽、语调反讽、结构反讽和戏拟反讽等。诗歌修辞的目的在于意义建构,渡也以多种话语修辞创造了丰富的意义空间。     

论艾青与延安文艺(1941—1942)

延安文艺以特有的制度性和规定性要求作家必须沿着政治革命所需要的路线行走,但文艺的独特性又催促着作家对个人主义,尤其是对自由主义的追求。这一客观存在的矛盾必将导致作家无意间对延安文艺体制发生偏离。艾青在延安杂文运动期间所写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和《坪上散步》正是他本人对延安文艺体制发生偏离的显明表现。     

论汉语对人与历史的建构(上)

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论述了被汉语掌握的民族其思维心理如何同化于语言的结构,并以二元对立的太极图模式运作而衍生了自己的历史     

论艾青在租界上的诗歌创作

艾青在上海租界,受到法租界和国民党政府的监禁,他在租界狱中创作的诗歌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悲愤与深沉;狱外又以强烈的乐观情绪和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向祖国人民发出黎明的通知。他在租界上的诗歌创作特色及其影响,使他深入到人民中间,思索着民族的命运,探索新诗通向民族心灵深处的道路。     

论中唐咏史诗的现实关怀及艺术表现

中唐咏史诗注重现实关怀,其睛绪并没有像怀古诗那样伤感,而是逐渐趋于冷静与理性。在题材的选择上,对中唐王朝的兴衰更替表现出一种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中唐咏史诗由于其创作素材的特殊性,与其它类型的诗作相比较而言更具有自身的独特艺术表现方式。     

文化碰撞与精神遇合——论五四女作家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语境

五四女作家大都受过良好的基督教文化教育,自身都有着皈依基督的经历,因而常常用赞赏的心态礼赞耶稣.她们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既有社会客观存在的原因,即特定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语境,又有源自主体本身的审美认识和心理需求,即个人独特的身世经历和情感体验.把她们置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下,分析她们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语境,有利于我们把握她们的创作个性以便拓展女性文学研究.     

论陶渊明咏史诗的价值内涵及历史地位

在现存的陶渊明的诗歌中,他的咏史诗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其咏史诗既继承了左恩的咏史诗的特点又有所发展,本文着重探讨它的咏史诗内涵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历史阐释方式与历史观念

中国古代咏史诗可以归纳为感史诗、述史诗和议史诗这三种主要类型,各自有其不同的历史阐释方式.感史诗更多依赖直观感悟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咏叹历史,侧重对历史的整体渲染和直觉判断;述史诗主要以一种克制隐忍的目光来捕捉历史、剪辑历史,委婉地传达诗人的复杂历史情绪;议史诗主要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来剖析历史、解读历史,惯于对具体的历史细节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反思.这三种咏史诗的历史阐释方式彼此相互纠结缠绕,体现出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历史的复杂情绪和在历史观念上的矛盾与思想冲突,即在历史认知观上的"历史可知观"和"历史不可知观"的矛盾、在历史范畴观上的"历史有限观"和"历史无穷观"的争议、在历史本质观上的"史理本质观"和"史情本质观"的分歧.     

论杜牧的咏史诗

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一个特殊的类别.它的最大特点是以历史题材作为直接的吟咏对象,从而表达诗人某种见解与观点,寄寓诗人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张玉榖《古诗赏析》卷十一说:“(咏史诗)初非呆衍史事,特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也.”这里所说的“怀抱”,既包括诗人寄寓于历史题材中的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也包括诗人对历史题材中人物与事件的某种看法和评价.     

论咏史诗的寄托

从诗人对历史的切入点和对史料、史实的运用区分，咏史诗存在着传体咏史、论体咏史、比体咏史三类。而只有意含寄托的作品才称得上是比体咏史诗。咏史诗的寄托是诗人相对游离于史料，使史料成为作者寄托情志的工具才得以实现的。意含寄托的咏史诗在审美价值上要高于其他两类的咏史诗，在诗评史上也受到历代诗评家的推崇。     

论司马光的咏史诗

司马光是北宋史学大家,其诗歌数量也不少。他的咏史诗在内容上,或借咏怀古人强调个人素质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或借咏怀古迹表达出其历史沧桑感;进而表现出其历史发展观。在艺术上,咏叹对象的相对一致性;理性的思考、客观的叙述多于形象性思维;多古今兴衰之叹少个人怀抱之情。     

论刘禹锡的咏史诗

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刘禹锡,由于参加“水贞革新”之故。一生多难。从三十四岁开始,直到五十七岁,渡过了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远谪年犹少,放归鬓已衰。”这种磨难,对他一生的命运来说,是不幸的;但对于他的诗歌创作,却提供了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源泉和动力。刘禹锡的大量诗文,都是他在被贬期间的发愤之作。他一生写了八百余首诗,而在被贬期间所写的大量的咏史诗、寓言诗和抒情诗,则是其诗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一部分。这里仅就其咏史诗作一个探讨。     

论左思的咏史诗

本文从社会学、美学等多种剖析方法入手，论述了左思咏史诗的精神实质及“左思风力”的内在意蕴，指出左思咏史诗涵概了西晋社会和中国文人崇尚人格完善的审美心态，并据此认为左思咏史诗具有独特深厚的社会内容，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出当时的时代风貌，同时也是作者自我心灵历程、人生道路的真实写照，而具有典型性、永久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则积淀了整个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及审美因素，能唤起后代读者对人性的赞颂、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世间恶势力的憎恨和抨击。尔后，在分述其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将其放在诗歌发展史的范畴之内，全面公允地界定了左思咏史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巴尔干矛盾的症结(历史和现实)

比利牛斯、亚平宁和巴尔干三个半岛构成的欧洲南部,远古以来就是对欧洲其他地区居民向这里渗透和扩大影响开放的门户,是历史上强大帝国的摇篮。巴尔干半岛位于把三大洲(即亚、非、欧)联系起来的十字路口,它由于长时期内     

美国家庭的新现实(上)

仅仅几十年,美国家庭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令个人和社会机构难以适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长大的男人和女人们现在可能发现,他们身她的家庭环境的形式和作用已经大不相同。今天,大多数家庭可能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下孩子;母亲有很多机会离家外出工作;在孩子长大以前就离婚的可能性约为50%。     

论中华民族的罪刑观念及其历史嬗变(上)

中华民族关于犯罪与刑罚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传统法观念的核心 ,它由原始社会的罪刑观发展而来并形成自己的特色 :违法即等于犯罪 ;违背道德规范也等于犯罪 ;对违法者和道德违规者皆用刑罚进行惩处。近代以来的法制改革依照西方模式进行制度设计 ,百年之间 ,这种外在样式的翻新并未带来内在观念的自我更新 ,传统的违法与犯罪不分、道德与法律不分的思维定式 ,在新的制度框架中变成了失去刑罚束缚的观念精灵 ,正在龃噬着现代法制的功能     

胡适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上)

文章全面系统地描述与评价了自“五四”以来有关胡适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活动与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将胡适研究分为始发期、形成期、混乱期与发展期,并分析总结了各个时期研究的特征及其原因;最后针对性地阐述了有关胡适研究中应该值得注意的问题。回顾胡适研究的历史,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具有某种反思意义     

论李商隐咏史诗对杜甫咏史诗的突破创新

文章从作品入手分析 ,着重指出李商隐的咏史诗对于杜甫咏史诗在内容和技巧上的突破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内容上 ,李商隐对封建统治者的批判更加直接 ,讽刺更加强烈 ;二是在技巧上 ,李商隐把咏史的议论与抒情、描写相结合 ,提高了咏史诗的诗情画意和概括性。通过这两方面的突破创新 ,咏史诗到了晚唐 ,到了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人手里 ,才真正超越了杜甫 ,达到另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