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残简辑考(下)

无话可说,无非相濡以沫,以致意耳!……此残简《鲁迅书信集》未见收录。最初见于1945年11月3日《周报》第九期载力扬《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一文引录。力扬在引录此残简时说:接着文艺界老前辈叶圣陶先生讲话,他带着浓重的江南腔说:“鲁迅曾送我一本他自己出版的《铁流》,并附有一封短信,我记得信中有这样的话:‘无话可说,无非相濡以沫,以致意耳!’”     

关于鲁迅致叶圣陶的一封信

鲁迅与叶圣陶有较多的交往,据《鲁迅日记》载,他写给叶的信就有六封。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后复叶圣陶信。”同年同月二十四日“午寄叶圣陶信并稿,即得复。”又二十七日“寄叶圣陶信并还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复叶圣陶信。”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上午寄叶圣陶信。”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寄叶圣陶信。”     

曹靖华与《铁流》

《铁流》汉译本,出自曹靖华先生的手笔。他是我国最早由俄文直接翻译俄苏文学的“拓荒者”和“为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之一。他是传播俄苏革命文学的先驱、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挚友、辛勤笔耕一生的著名翻译家和作家。他的译作《铁流》在我国现代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铁流》是名著、名译。我们所见到的三种译本都是曹靖华先生翻译的。《铁流》的第一个译本是1931年翻译的。最后一个译本重校于1971年(1973年出版)。这样一本经过同一译者多次修改、校订,而且从初译到最后一次重校历时四十年的译者是难得的,便于我们对三     

《鲁迅日记》中的风沙是谁?

《鲁迅日记》中有两处提到风沙。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载云:“得《给年少者》一本,风沙寄赠。”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载云:“得风沙信并稿,午后寄还之,并复。”这风沙究竟是谁?一九七六年版《鲁迅日记·人名索引》和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物注释”都说风沙就是王志之。这是误注。风沙的儿子章中春同志现在浙江省绍兴卫生学校工作,笔者最近访问了他,兹将访问所得的情况概述如下:     

“孔乙己”一个“半懂不懂”灵魂的载体

一、从孔乙己的命名,领略鲁迅的“大家风度”鲁迅生前的挚友孙伏园先生曾经说过:“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呐喊》)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风度。”(《关于鲁迅先生》)这可视为把握本篇美学价值的肯綮。《孔乙己》堪称鲁迅的得意之作;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从《铁流》图到《引玉集》

《铁流》图的来历和传播《鲁迅日记》一九三○年九月十日载:“下午收靖华所寄《十月》一本,《木板雕刻集》(二至四)共三本,其第二本附页烈宁像不见,包上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邮政检查委员会验讫’印记,盖彼辈所为。”最初阅读至此,心想鲁迅在日记中很少有这样的涉及时政的记载,而今如此特书反动派的“德政”,显然是对“彼辈”非常憎恶,已是怒不可遏了……后来我又发现,这则日记     

《长明灯》探微

鲁迅先生的《长明灯》写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最初分四次连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至八日的《北京民国日报副镌》上。小说刚刚问世,李大钊同志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①这个评价,可以给予我们很大启示。如果我们细细品尝一下这篇作品,就可以发现,它不仅在创作上有着不同于鲁迅其他小说的独特的艺术成就,而且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鲁迅与外国文学的联系,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是鲁迅留给我们的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鲁迅在复旦演讲的题目辨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鲁迅先生曾来复旦发表演讲。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有所记载:“午蔡毓骢、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翻八一年新版本《鲁迅全集》十四卷《日记》注释,见:“往复旦大学演讲,讲关于革命文学问题,讲稿佚。”(P.681)在第四卷《三闲集·序言》里又有一条有关此事的注释。鲁迅先生“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P.6)马蹄疾先生在他的《鲁迅演讲考》一书中还更进一步地说:“萧立在《鲁迅之所谓‘革命文学’》     

《铁流》的出版与鲁迅的编辑思想

《铁流》是鲁迅３０年代自费编辑出版的苏联长篇小说。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鲁迅就没有《铁流》在中国的出版。《铁流》的出版表现出了鲁迅的一些独特的编辑思想。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和总结，旨在为提高今天的编辑工作者的水平提供借鉴，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观察细致 描摹生动——动物的说明之一

鲁迅先生说:“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又说:“对于任何事物,必须观察准确,透彻,才好下笔。”这是鲁迅先生创作的经验之谈,《一只蚊子的自述》也正是“留心”、“多看”的产物。 例文的作者对蚊子细致准确的观察认识,体现在两个方面:     

论《孔乙己》——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作品。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回忆道:“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那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当有日文杂志的编者向鲁迅索稿时,鲁迅自己曾将这篇小说译成日文;一九三二年,他还将《孔乙己》编入他的《自选集》里。这些,也都能说明鲁迅对《孔乙己》这篇作品的态度。的确,这是一篇具有惊人的艺术概括力的作品。鲁迅以简洁凝炼的线条,从容不迫的文字,勾勒出现实生活的生动画面,刻划     

关于鲁迅三部未完成的小说

鲁迅曾酝酿过三部小说,一是历史小说,《杨贵妃》,一是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小说,一是描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这三部作品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写成,但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在全面认识鲁迅及其小说创作上,却有着有可替代的价值。 《杨贵妃》构思较早,大约在鲁迅小说创作进入第一个高潮的前后。为写好这部作品,1923年鲁迅曾购买《唐土名胜图会》六册,《长安志》五册,并作了大量有关考证研究。为获得更多感性知识,1924年7月还亲赴长安(西安)实地考察。1934年1月11日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他曾说起这件事:“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此外还曾多次向友人谈及此事。郁达夫说:“朋友的L先生(即鲁迅,笔者注),从前老和我谈及,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     

一部伟著的雏型——杨志和《西游记传》述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杨志和的《西游记传》时指出:“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而今特盛行”,他肯定了杨志和的《西游记传》是吴承恩《西游记》的雏型。当然,后来鲁迅先生对此说又作了一点声明,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他又说:“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非祖本,那精确的论文,就收录在《痀偻集》里。”这说明鲁迅先生虽有己见,但尊重他说,以利于学术上的切磋。但是,鲁迅先生并不因此而修改原持的观点。     

鲁迅与沈从文

鲁迅与沈从文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但从鲁迅的作品、书信和沈从文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他们互有谈及的地方,从中可以了解鲁迅对沈从文的看法和沈从文对鲁迅的态度。 一九二四年,当沈从文在北京以休芸芸的笔名登上文坛时,中国文化新军的英勇旗手鲁迅正在北京战斗。次年七月十二日,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首次提到沈从文,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鲁迅书信集》第七一页)当时,沈从文正在贫困中挣扎,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用各种笔名写稿,鲁迅说他“玩各种玩意儿”,显然含有贬意。据陈漱渝在《鲁迅与丁玲》(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湖南日报》)一文中     

郭沫若事迹杂考

记得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郭沫若曾无限感慨地说:“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其实,他自己亦何尝不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又一个杰作呢。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巨人,需要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也应当包括搜集、考证他的生平事迹。为此,本文杂取郭沫若数事略加考述,以求订正一些误记。一、关于《三叶集》首尾二函的作日《三叶集》是一九二○年一至三月间郭沫若与宗白华、田寿昌的通信合集,共收书信二十通,基本上按时间先后排列。第一通是宗白华致田寿昌书,信末未注明日期。如何考定呢?原信说“我又得着一个象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已写信给他,介绍他同你通信”。而第二通即宗白华致郭沫若书,信中果真介绍了田寿昌,并表     

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正名

《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一九二七年春夏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讲义。题名是鲁迅最后确定下来的。这一讲义,是鲁迅于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开手之前鲁迅初定名为《中国文学史略》(见鲁迅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致许广平信:“如果再没有什么麻烦事,我想开手编《中国文学史略》了”)。鲁迅在这以前,已有编写一本中国文学史的打算,他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四日致许广平信中,说自己在厦门大学担任的课程之一“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鲁迅     

学习鲁迅实事求是的精神搞好鲁迅研究

“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四十多年前,鲁迅先生“知人论世”,针对当时文学批评、研究中的一些流弊所讲的这一段名言,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今天读起来愈觉意味深长,富有指导意义。今年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我想学习鲁迅先生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研究鲁迅的思想、著作,是对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从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谈起——《阿 Q 正传》读书札记

一九二一年末到一几二二年初,鲁迅在《晨报副刊》连续发表了他的不朽杰作《阿Q 正传》,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各色各样的人们对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想。一篇小说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把这些反映归纳起来,文学界一般认为阿 Q 是各个阶级身上的阿 Q 精神的“寄植者”,或者说他是“一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像’”,因而认为《阿 Q 正传》意在暴露“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这种意见抹煞了阿 Q 形象的阶级属性,把阿 Q 抽象为“阿 Q 精神”的化身,鲁迅对此从未表示过赞同。还有一种意见来自社会上,就是认为鲁迅通过阿 Q 这一人物来揭露某些人的阴私,意在骂人。鲁迅对此无限感慨,他说:“直到     

北伐战争胜利声中魯迅思想的新进展

鲁迅在《三闲集·答有恒先生》一文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鲁迅从厦门到了广州之后,他在剧烈的斗争中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决非偶然,应该说,从五四到五卅在北京,特别是北伐战争胜利声中在厦门,鲁迅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更为显著,他的思想确实“有些改变”。鲁迅长期以来为追求无产阶级的革命未来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早在《狂人日记》一文就号召人民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