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间纠纷激化事态的制止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民间纠纷的一般特点;“人争一口气,地争一层皮”则是民间纠纷激化的特殊规律;“狗急跳墙,人急丧智”又是斗殴、自杀、凶杀行为中当事人的特殊心态。笔者从当前因民间纠纷激化的种种恶性事故,认识调解纠纷要懂心理学,制止激化事态须“攻心为上”。这里试从“威”,“转”、“争”分述不同场合的制止办法。     

民间纠纷成因及发展趋势

民间纠纷是社会矛盾的表现。八十年代,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时期,社会变革必然导致人际间关系的重新调整。由此引发的各类民间纠纷,从多角度折射出一些改革时期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为了掌握这一时期民间纠纷发展变化的规律,制定预防和调解民间纠纷的措施,特对1981至1990年山东省基层调解组织调解的各类民间纠份作以下统计分析研究。一、民间纠纷概况分析     

民间纠纷 半数受害者非死即残

几滴漏水二条人命柏宝龙故意杀人上诉案审查处理报告: “……上诉人柏宝龙为邻里纠纷激愤杀死两人。虽然上诉人一贯表现尚好,犯罪后又能投案自首,且被害人对本案发生亦有明显过错,但上诉人杀死两人的罪行严重,手段残忍。其上诉要求从轻处罚不能准许。据此,拟驳回上诉,维持并依法核准对柏宝龙的死刑判决……”1992年7月13日下午,上海市普降大雨,柏宝龙家阳台下水道堵塞,积水倒流入室,并渗漏至楼下汤家,弄湿了汤的席梦思床垫。为此汤家母女俩吵至柏家,并恶语谩骂,吓哭了柏年幼的女儿。柏宝龙误以为女儿被打,顿起杀机。尽管其妻一旁惊呼规劝,悲剧还是发生了。面对法庭的审判,柏某的泪水     

努力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措施,认真整顿党风、民风和社会治安,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至今尚未肃清,近几年来,因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和转化而引起的打架、行凶等案件不断发生,在有的地区、单位,还有增多的趋势,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引起了人们严重关切和注意。据统计,在行凶杀人案件中,由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引起的约占80%左右。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仅要提     

对李方杀人案件的思考

上海第六棉纺织厂是全国大中型骨干企业之一。1983年以来,该厂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严格执行以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各项规章制度,简政放权,奖优罚劣,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增强了企业活力,去年上半年先后被市人民政府和纺织局命名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先进集体和质量信得过企业。厂保卫科自1979年以来,也多次被评为市、区公安保卫战线和纺织系统先进集体。但是,就在这个各方面工作做得比较     

关于民间借贷纠纷审判实务若干问题的探讨

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应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借款合同的存在,二是有给付的事实,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能够证明给付的事实,而不能提供借据,此种情形可按不当得利案由起诉。在审判实务中,民间借贷在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情况下,当事人可随时主张权利,但如果不是即时拒绝履行债务,而是债务人同意履行且要求给予宽限期的情形,应从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对借条真伪的证明责任,原告应对其主张事实成立负证明责任,被告否认借条的真实性,原告应当申请笔迹鉴定。借据载明的数额一般认定为本金,但有证据证明利息已经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本金应当按照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既约定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债权人可以选择主张,亦可以分别主张,但均以不超过四倍利率为限。借款逾期未约定利率标准,还应按约定的利息计算。如果双方在借款时自愿约定复利,且在最后还本付息时,复利没有超过法定最高限度的,应当予以准许。     

农村民间纠纷调解中的公平建构与公平逻辑

本文以当代农村的调解实践为切入点,探讨在不同的纠纷类型和不同的情境中,纠纷的公平解决是如何达成的,以及背后遵循着怎样的公平原则。本文发现：维持人际关系延续的调解目标,调解人的角色定位、道德背景及其权威性,调解过程中包括上门调解等多种调解技巧和策略的运用,以及符合农村社会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公平提案等,是影响纠纷调解协议即公平达成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关系维系、公平的关系性以及综合性等,是中国农民公平观的重要特征。     

医患纠纷“激化”的成因分析与法律应对——以三起暴力袭医事件为关切

<正>引言2019年12月24日,北京民航总医院医生杨文在诊疗过程中,被患者家属持刀扎伤颈部,后抢救无效死亡。在此事件发生前,2012年3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患者李梦南因对医生的治疗方案产生误解,持刀追砍医护人员造成一死三伤;2013年10月,浙江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生了医患矛盾引发的袭医事件,3名医生被刺伤,其中1名医生因抢救无效死亡,行凶的患者连恩青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这三起事件是典型的医患冲突引发的暴力袭医事件(简称医暴事件)。     

"零供矛盾"激化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目前在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严重阻碍了零售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零供矛盾"的表现入手,深入分析了双方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并从供应商、零售商和政府及行业协会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村庄纠纷调解机制的研究路径

当前农村纠纷调解的研究中,更多的只看到理论的逻辑而不见生活的逻辑,尚未真正地在村庄的生活逻辑中理解纠纷解决机制。回到村庄,在具体的语境中理解个案村庄纠纷调解的实然状态及其决定性因素,对不同文化生态区的个案进行比较,并关注历史的维度,应该成为该项研究的新路径。     

布什上台后摩擦日趋激化的日美关系

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又趋增大,布什上台仅半年,日美经济的局部摩擦迅速发展为“全方位”摩擦。日本的经济攻势对美已构成巨大威胁。美决定对日采取新的贸易战略和制裁措施,日严阵以待,日美关系又趋紧张。     

都市民间法研究初探

民间法研究逐渐成为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纵观民间法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关于民间法研究的研究即侧重于方法论的研究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间法研究的发展。通过对民间法所指的＂民间＂的研究,指出了开拓都市民间法研究的必要性。     

理讲、鸣神与鸣官:民间文献所见明清黔东南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研究

近年来,黔东南地区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民间文献被大量发现,显示出该地在明清时代,广泛地存在着以理讲和鸣神来解决纠纷的风俗传统,这与民众的社会生活习惯和日常信仰所构成的少数民族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随着明清王朝势力的渐次介入及汉移民的到来,黔东南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出现了新的转向,即民众在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不再囿于理讲和鸣神的风俗习惯,而是多种方式交相并用,鸣官逐渐成为民众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并从清代中期开始形成了好讼风气。当然,黔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纠纷解决的风俗传统逐渐松动和瓦解,是在明清国家制度推行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完成的。     

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关于内部矛盾激化的调查

中央在《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特别是要大力疏导调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民事纠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避免矛盾激化”。在新形势下,内部矛盾激化趋于一种什么态势?它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出了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最近,我们就这个问题对昆山市进行了调查。     

甘肃民间民俗文化问题研究

甘肃民间民俗受各种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与形式。现今,在传统文化的复归中,又表现出新的趋向与发展势头,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以期化解消极因素,引导积极因素,使其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元素。     

民间金融监管困境与功能定位研究

我国金融体系内部资源配置结构不平衡,导致金融效率损失严重。特定条件引致的民间金融"高利贷化"阻碍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违背了普惠金融的本质。实际上,民间金融作为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小微型金融的主体,对其有效引导,可以修正扭曲的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国家对民间金融的控制应采取市场化方式,通过规范民间资本经营行为、支持网络金融、构建多元民营金融机构等手段发展民间金融,推动金融体系从计划金融到市场金融、从垄断金融到多元金融、从民间金融到正式金融的转型。健康发展的民间金融必将成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知识产权大纠纷

自1991年5月至1992年1月,围绕知识产权,中美两国共举行了8轮谈判。这是在美国已将我国列为“关于贸易的特别301条款重点观察国家”的非常时期进行的部长级艰难谈判。最后,美国政府基于我国已于近10年中先后颁布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4项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这一事实,于1992年1月17日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和我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同时终止“特别301条款”对中国发起的     

民间纠纷调解的社会工作介入——基于沪浙等地的“老娘舅”的思考

通过对沪浙老娘舅在民间纠纷调解传统模式的介绍和进一步的分析,探讨民间纠纷调解的新思路,指出社会工作介入民间纠纷调解的可行性,包括社会工作可介入民间纠纷调解的领域、理论以及技巧,进而讨论其中几个伦理议题。并指出二者互惠合作发展的前景。     

民间纠纷调解的社会工作介入——基于沪浙等地的“老娘舅”的思考

通过对沪浙"老娘舅"在民间纠纷调解传统模式的介绍和进一步的分析,探讨民间纠纷调解的新思路,指出社会工作介入民间纠纷调解的可行性,包括社会工作可介入民间纠纷调解的领域、理论以及技巧,进而讨论其中几个伦理议题。并指出二者互惠合作发展的前景。     

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研究

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是法院将已经受理的家事纠纷由法官调解转介给特定的调解组织或人员调解的审判工作机制,其制度内涵有三点:转介主体、转介范围和转介程序。该机制是审判工作机制而非调解的一个类型,因此与委托调解、强制前置调解和协助调解不同。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属于司法调解权的分化,既是对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婚姻家庭法变革的需要,更契合民事诉讼社会化的趋势。作为家事审判领域的制度创新,诉讼调解转介机制是民事诉讼调审分离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其最终趋势是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全面分离。就家事纠纷解决而言,未来时期内该机制的实效发挥倚赖于专门的调解机构与专业的调解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