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

许多中国近代史著作,在论及中日甲午战争时,无不指责李鸿章严令“避战保船”,致使北洋海军株守威海卫军港直至全军覆灭.近年来,笔者查考了有关档案史料,认为对李鸿章的上述指责是有待进一步商讨的.在此,本文专就李鸿章“避战保船”以及山东半岛战役威海卫之战的战役指挥等有关问题,略陈愚见,求教于专家. 战争与战局发展的简要评析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场对华侵略战争.日军大本营总的作战方     

关于方伯谦的三项罪名纯属捏造

代理北洋舰队提督刘步蟾于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以丁汝昌名义致李鸿章报告黄海海战经过的电文提出方伯谦的罪名有三:1、首先逃跑;2、将队伍牵乱;3、撞坏“扬威”。其巾2、3两罪名之属于捏造已成定论,只有第一罪名是否成立尚有不同意见,现先对第2、3两罪名略作说明,然后讨论第1罪名。北洋舰队在开战后未久即为日舰队冲击不成队形,“济远”撤离战场在北洋舰队已被冲乱以后。这一点太明显了,绝大多数论文都认为这一罪名是不能成立的。只有戚其章同志曾有“济远”首先逃跑,牵乱队伍,‘广甲’随逃,这也是如实反映”的论断。但最近戚其章同     

从北洋舰队的平时训练与素质看甲午海战失利的原因

导致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舰队平素“训练无实”。对近代化海军舰队来说,平时的训练状况如何,是它临战时战斗力发挥的关键所在。北洋舰队平时“训练无实”,海战开始它的弱点就充分暴露出来。第一,指挥调度与编队方面的问题。北洋舰队平时就不重视舰队的指挥调度和编队训练。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之时,参照英国海军规章,曾制定《北洋海军章程》,对舰队的船制、考校、军规、简阅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如舰队整体指挥诃度与编队的训练,按章:各船逐日小操,每月大操一次,两个月全     

解开丁汝昌自杀的谜团

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曾作《降将军歌》,讥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已降复死”。丁汝昌到底投降日本人没有?北洋舰队之降,究竟是在丁之生前,还是在他死后?对此,一百年来聚讼纷纭,疑案莫明,成为历史之谜。本文对丁汝昌的“仰药”时间详加考证,认为北洋舰队投降是在丁死之后,“已降复死”之说与历史事实不符,是不能成立的。     

甲午年北洋舰队援旅问题新探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在辽东半岛战役中的失败,使战略要地旅顺失守,渤海门户洞开,加速了中国失败的进程。由于北洋舰队没有全力援救旅顺,因而不仅在当时遭到朝野的普遍责难,而且还一直为后人所诉病。近年来,学术界对北洋舰队援旅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也许正因为如此,北洋舰队没有积极援救旅顺的“罪责”似乎更加充分了,指责的主要对象也由李鸿章转向丁汝昌。但是,就笔者接触的史料来看,感到仍有商榷的余地。在此,笔者不揣浅陋,申述浅见于下,并就正于专家学者。一、北洋舰队接旅的客观条件1894年10月24…     

《北洋舰队》

<正> 最近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戚其章著《北洋舰队》,是研究北洋舰队史的第一部专著,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喜成果。作者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严肃的科学态度,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对北洋舰队兴建、发展、战斗和覆灭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富有创见的论述。通观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李鸿章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方“主角”论质疑

在一些中日甲午战争史论著中,不恰当地夸大了李鸿章的地位和作用。比如,有的说:“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满清方面的主角,不论西太后、光绪帝对他支持或反对,都只能起着次要的作用。”其他类似的说法,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政府军事外交大权”;也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最大的实权”,“在中日战争中避战求和、造成败局的是他,签订《马关条约》的也是他”;又有说“李鸿章是战争的总指挥和中外交涉的负责人”,等等。我认为,这些说法不仅与史实不符,而     

建颐和园并未挪用“海军巨款”

数十年来,不少学者认为,慈禧修建颐和园挪用了“海军巨款”。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海军巨款”有明确的了解。光绪十一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成立。光绪十四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但是,当时所拨海军经费有限,海军衙门遂欲筹款以弥补海军经费之不足。是年冬,奕譞致函李鸿章,嘱其转商两江等省各督抚,量力认筹。广东、两江、湖北、四川、江西、直隶等省先后认筹,共二百六十万两。此款汇存北洋大臣发商生息,分别存入汇丰和德华银行、怡和洋行、开平矿务局。“海军巨款”指的就是二百六十万两这笔特殊的款项。     

罗应旒《敬呈管见折》的思想价值

《敬呈管见折》是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1879年7月23日所上的一件有影响的奏折.当时清廷不仅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对于罗折“妥筹具奏”,而且时隔不久,8月5日便有谕旨“罗应旒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委”.     

戚其章与甲午战争史研究

提起甲午中日战争史的研究,人们便会想到戚其章的名字。戚其章的名字和甲午战争史联系在一起决非偶然,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在这块领域内潜心研究的结果。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给他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春天,拼搏的用武之地,因此,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上结出了丰硕成果。自1978年再版《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以后,接连撰写和出版了《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     

“甲午黄海海战图片”补说

“甲午黄海海战图片”补说周辉湘宋庆同志《甲午黄海海战图片中的致远舰考疑》（载《北方论丛》１９９４年２期）一文以翔实材料说明史界长期延续的“北洋舰队致远号奋勇冲向敌舰”黄海海战图有误，结论是正确的。但该文却未能指出该图片究竟是一幅什么图片，不能不说这是...     

中日甲午战争研究的重要成果——戚其章《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评介

近十年来,戚其章先生在中日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发表有关论文100多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一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是继《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之后对近几年研究成果的又一个总结。关于海陆战的研究,是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该书通过对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之战及成欢之战、金州保卫战的论述,辨析了史学界存在的一些不同观点。关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究竟以     

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与甲午之败

甲午战争是以海战为中心的中日军事大对抗，中国方面的枢纽人物自当首推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分头设局办厂，制造船舰，催生“中国海军萌芽”①。70年代，李、沈同受光绪帝之命，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1879年冬．沈氏去世。从80年代初开始，“海军之规划逐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②。当时他的目标很明确：“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分之所以谋创水师不…     

严复初莅天津水师学堂的职称

关于严复初莅天津水师学堂的职称,《北洋纪事》第十本(天津水师学堂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往来公文)、李鸿章《天津水师学堂请奖折》清单(军机处录副档)均记载为"洋文正教习",严复觐见光绪帝的履历单(宫中档)则记载为"洋文总教习"。这三种档案材料的记载均准确可信,据此及船政学堂职称等旁证材料可知,"洋文总教习"、"洋文正教习"二者名异实同;"洋文总教习"简称"总教习",以往的说法亦正确无误。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讨论会综述

李鸿章,合肥籍清廷要员,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揆清廷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二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近日,由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暨省历史学会等数家科研学术机构发起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在其桑梓之地安徽合肥召开。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李鸿章的家世及淮系集团的兴衰,和李鸿章的历史评价等问题,在经济、文化、军事和人物综合研究等史学领域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是冤杀,还是罪有应得——“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综述

1894年9月24日凌晨,清政府以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舰长)方伯谦在中日黄海海战中,“自致远冲锋击沉后”“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等罪名,将其正法于军门之前。方伯谦被杀,引起当时军内外极大震动,或谓罪有应得,或谓实属冤杀。此案聚讼至今,犹未了却。近百年来,为方伯谦鸣冤叫屈者,首推方氏之妻。方氏被杀不久,方妻即以被冤杀为由上北京告御状。此后,方氏的部属以“冤海述闻客”署名,撰写《冤海述闻》,公开为方鸣冤。由林乐知采译蔡尔康札记的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避熟就生与化生为熟》作者张福勋原载《文史知识》2 0 0 0年第 8期杨万里说 :“旧家句熟近来生”。由“熟”到“生” ,是艺术家不断追求创新的表现。人才有限 ,而诗艺无穷。欲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艺 ,靠的就是诗人的创造。“就生”是一种创造 ,而“化生”也是一种创造 ;“避熟”是一种创造 ,而“为熟”也是一种创造。关键是要运用好其中的辩证法 ,转化好“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让“就生”与“化生”各尽其妙 ;“避熟”与“为熟”各造其境。《说摘句》作者张福勋原载《名作欣赏》2 0 0 0年第 6期摘句评在古代诗评中 ,是一种最常见的形式…     

不一样的李鸿章——写在《李鸿章年(日)谱》再版之前

本文是为窦宗仪先生《李鸿章年(日)谱》在国内再版的序言。李鸿章作为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很长时间内,为慈禧所宠信,独当清朝内政外交之要冲。李氏所办政务,有许多是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因此,外国人对李鸿章的活动的记载,对于了解李鸿章一生的功过是非,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主要选择该书作者搜集的外国档案、外国人日记、报告以及在华的《字林西报》记者所记载的李鸿章史料为中心,探讨了李氏一生的重大事件:戈登与李鸿章苏州杀降、处理金玉均严重失策、签订《中俄密约》的主要责任不能归于李鸿章,以及李鸿章在甲午、戊戌、庚子的表现等问题。     

《曾国荃致李鸿章函》探析

《曾国荃致李鸿章函》是反映李鸿章、曾国荃与“常胜军”关系的未刊资料。此函的写作时间是同治元年 (1 862年 )九月二十日。此函反映了曾国荃并不信任常胜军。湘、淮军作为中国新兴的军事力量 ,保持了自己的尊严。透过此函 ,还可以看到李鸿章同治元年初率淮军入上海 ,在军事指挥上“力求自强”的态度。     

“虎”称“大虫”的原因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