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后半部分种种遗憾之探讨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共同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以其各具特色、绚丽多姿的创作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璀璨夺目的明珠。然而读过四大名著的读者,却大都有一种共同的评判与遗憾,那就是觉得四大名著“后不如前”:后半部分不如前半部分写得精彩跌宕,引人入胜;有的甚至没有形成豹尾,反而增为蛇足。 比如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就曾“腰斩《水浒》”,砍掉了《水浒》七十二回以后的部分。把一部原本完整的文学巨著     

明代社会文化的演化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明代是通俗小说创作的繁盛时期,出现了很多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但这些作品无论所选取的题材、思想内容还是表现方式都有相当大的差别。现实社会是小说根植的土壤,我们从社会文化哲学的角度考察不难发现,明代社会文化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由保守、僵化走向新异、活跃。封建王朝的文化政策,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井文化的世俗风情等都直接作用于通俗小说,为作品输送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红楼梦》中的成语英译与民族文化传播

《红楼梦》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本质,寄托了中华文化精魂,解读《红楼梦》实际上就是在解读中华文化。在推动中华文明面向世界、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之丰富内涵的大背景下,《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越来越表现出其顺应时势的文化优势来。本文将从杨译本《红楼梦》中的成语翻译的五个方面来阐述其对民族文化的传播。     

赫胥黎“存疑主义”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影响——以胡适《水浒传》、《红楼梦》考证为例

"存疑主义"是胡适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从赫胥黎自创的Agnosticism这个概念中截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胡适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考证中一直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尤其是他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重要论著,其写作过程和文章结构无不是"存疑主义"这一学术方法的体现。这种方法在胡适对白话小说文字的研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诗言志歌抒情诗词情意浓塑形象创意境尽从诗词出——《红楼梦》创作美学系列论文“红楼艺鉴”之二十八

《红楼梦》有一个突出特点是诗言志歌抒情诗词情意浓,塑形象创意境尽从诗词出.《水浒传》、《西游记》等诗词歌赋非小说化行为非常严重,而《红楼梦》诗词歌赋创作则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它自然天成,而成为《红楼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为《红楼梦》诗意美意境、诗化小说的创设、哲理的表达、艺术形象的塑造和构成故事情节、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渲染环境和制造气氛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形成了《红楼梦》的经典和优秀,进而成为小说的摹本.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试论“一带一路”建设与文化自信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丝路精神,根植于中华文明,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一脉相承。"一带一路"建设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体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体现出中国文化在与世界优秀文化互学互鉴中定能创出新辉煌的自信。"一带一路"是文化自信之路,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互《水浒传》之文,见《红楼梦》之义——《红楼梦》与《水浒传》互文性琐论

《红楼梦》的创作明显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水浒传》构成了认识《红楼梦》的重要"前理解"。《红楼梦》研究中若干争议性问题,置于这种互文关系中理解可以得到有效阐释。分析《红楼梦》在人物形象设计、结构安排、主旨寄托等细微处借径《水浒传》,探察其主旨并非专在表现男女爱情,而是一定程度上含蓄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主流话语的逃离,特别是借助青春女子们的人生悲剧寄托了现实社会中曹家所遭受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表达了作者的愤慨。     

垂暮者的“童话” 青春者的精神“白面”——也谈“金庸热”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从禁读武侠小说到今天把武侠小说,尤其把金庸的新武侠小说看成是最上等的文学,这的确是一个颇令人深思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过去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治的观点视一切武侠小说为封建遗毒,一概禁绝之,不仅如此,甚至连《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一些伟大的古典著作也不让人阅读。这种愚蠢的文化禁锢,事实已证明,是极其错误的,而且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也是极其有害的。     

翻译伦理视阈下汉语典籍的文化英译与域外传播——以《三国演义》的译介为例

翻译伦理研究主要关注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跨文化交往活动中的规范及价值等内容。在该理论视阈下,文章以汉语典籍《三国演义》中不同类型传统文化事象的译介研究为例,对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域外传播进行了策略性思考。文章认为,在"构建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传播典籍中的传统文化立足于本土与全球化并不矛盾。译者过于倚重"易化、改写和操纵"等策略去强调"接受度",会让本土文化特色在译作中失落或变形,有悖于让"文化真正走出去"的翻译伦理。     

《孙子兵法》典籍文化展演的新思维

典籍是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如何将典籍文化的精髓转为一种生活态度或流行时尚,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课题。《孙子兵法》博大精深的"全胜"思想,蕴含着普世价值的良性竞合的生活态度,而"通用设计"的精神,正可以将《孙子兵法》典籍的核心思想,具体呈现在文化展演的产品与服务上。     

“新国学”与“红学”——读王富仁《“新国学”论纲》札记

曹雪芹比王国维更卓越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超越和升华,与章太炎一样具有独立不倚的主体精神;鲁迅和胡适的红学观表明,鲁迅更能触及《红楼梦》的精神本质,这在“语言”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得到了生动的证明;《红楼梦》比新儒学更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红学的百年论争是反映学院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文化复杂纠缠的一个显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     

矢志求索：康天刚与唐三藏民族文化精神之比较

现代小说《乡亲——康天刚》中的康天刚闯关东挖“老山参”与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的人生境遇,鲜明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真实境遇,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矢志求索的心声,即个体意志的自我满足与探索和追求人类幸福的文化精神。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创新

文化生命的延续离不开文化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植根于其文化生命孕育的土壤。这个土壤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包括其面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具有自身的历史和民族特征，因而其展现的文化生命具有鲜明的特点。必须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前提下，积极融摄优秀传统文化、当代文化及外来文化，以文化达成共生的观念，才能展开跨文化的正常交流，形成真正的文化精神共同体。     

湖湘文化对外宣传与学术研究——从文化自觉的角度

湖湘文化对外宣传必离不开湖湘风景名胜和其他具有浓郁区域特点的文化遗产。它们引人赞叹,却不具有为其他区域、民族认同和效仿的影响力。从湖湘文化中发掘、整理出那些具有优秀地域和民族特点,并能将之提升到具有普世精神价值的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自觉。湖湘学术研究多从文字典籍中探究湖湘文化。在关注典籍、精英人物体现出的官方文化系统的同时,关注与官方文化系统相对应的草根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自觉。当代湖湘民众多为湖湘＂吃文化＂、＂洗脚文化＂、＂歌厅文化＂等津津乐道。以普世共通的精神价值为出发点,探求并营造一种把精神追求放在首位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全体具有＂文化自觉＂的湖湘士子的神圣使命。     

从霍译本《红楼梦》看语言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红楼梦》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对译者来说其翻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具有共性与个性,从而形成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本文根据包惠南先生的分类,从语言与文化的不同层面探讨霍译本《红楼梦》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文化精神”的永生与“文化体系”的重生

文化可以分为"文化精神"和"文化体系"两个层面。文化精神是由普通民众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创造并且传承的文化信念,是与其生存需求息息相关的情感反应和生活实践规范,体现于其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之中。而文化体系则是学界人士在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所构建的文化话语体系。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体系层面被大体解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来没有被解构,也不可能被解构。具体来看,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以"求真"为旨的西方哲学取代了以"求善"为旨的中国经学。构建中国现代文化话语体系的关键,必须充分尊重中国文化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好"真"和"善"之间的关系。     

游民与越文化:《阿Q正传》的启示

越文化在社会风俗出现高度流民化后会呈现如何溃败的情形,《阿Q正传》提供了绝好的文本。深谙越地优秀文史典籍传统的鲁迅选择沉潜至文化资源极度匮乏的游民的精神世界,在越地风俗既狂热又麻木的精神底色里实施他的国民性批判,这其中的隐微着实耐人寻味。     

孙悟空“石生”的文化探源

《西游记》中孙悟空"石生"现象是中国古代石头生殖崇拜文化观念的继承和延续,孙悟空形象是灵石崇拜中石头具有保护神功能的艺术化再现,也是对"石头精神"的诗意化诠释。因此,中国古代的石头崇拜观念是孙悟空形象得以产生的文化根源。